1770年12月16日，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科隆选侯国的波恩。他在父亲严厉苛刻的教育下度过了童年，于22岁时定居于维也纳，而这里也成为他最终离去的地方。
贝多芬的一生难称幸福。世人向往的爱情和圆满家庭与他无缘，病痛与磨难始终徘徊不散，健康的体魄也变成奢求，他要借助纸条才能与他人交流。但他从未丧失对生活的热情，始终渴望成为一个善良、高贵，并为人类献身的人。
在美国作曲家、作家扬·斯瓦福德为其所作的传记《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之中，讲述了贝多芬历经磨难，最终成就辉煌的一生。数百年来，贝多芬和莎士比亚都被提升到经典的地位，而在斯瓦福德看来，他们的确具有着无以伦比的共性：“两人都太粗犷强健，以至于不可能被这些锁链限制。最后，他们都以喜剧结束创作，知道喜剧的深刻不逊色于一切，艺术同时是无意义的游戏和超然的象征。”
斯瓦福德说：“重新把贝多芬当作一个人审视他的人生道路，他最令人感到吃惊的地方是他克服了成为贝多芬途中的障碍。他有如此沉重的负担：心中有多少让他心烦意乱的音乐，多少怒气，多少误会，多少身心痛苦。不难想象为何同时代人称他是超人。但更真实、悲哀的现实是贝多芬的最高目标是做一个人，他把这一切包含在他的艺术中。作为革命年代的关键人物之一，他见证了，并对我们所有人指出了为人之义的新的一面。”
以下内容节选自《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美]扬·斯瓦福德著，韩应潮译，启真馆丨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版。
原文作者丨[美]扬·斯瓦福德
摘编丨安也
他的身体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
1825年年底，贝多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接近生命终点，尽管他大概不会对此表示诧异。他很久以前就说过自己知道怎样死去。他已经不知几次濒临死亡，最近一次是因为结肠感染。“贝多芬又变好了，”他的出版商朋友托比亚斯·哈斯林格致信作曲家约翰·胡梅尔，“但他已经上年纪了。”即使贝多芬知道，他也从未提过。但他也可能没有买镜子。
自12月起，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新的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加里津”四重奏》激起的热情还未消退，这首作品与委约无关，是为他自己创作的。11月时他成为维也纳的主要音乐组织“音乐之友协会”的荣誉会员。这是感人的纪念，特别是考虑到他欠协会委约的一部《十字的胜利》清唱剧已经很久，也并未退还付款。（协会领导为通融而提出一部新的圣经台本《扫罗》。它同样未能见效。）批准会员资格的领导者们包括作曲家路易吉·凯鲁比尼和路易·施波尔，两人都对贝多芬的音乐不太感冒，但他们并不否认他在艺术中的地位。
油画《在钢琴前创作的贝多芬》。
他的身体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1月他又得了眼部感染，伴随着腹部问题——不知是他的老毛病还是新麻烦。事实上他的肝脏正在衰退，他喝了更多的酒，令病情加重。在这点上，他大概是被当时的主要助手卡尔·霍尔兹带坏的。霍尔兹在其他方面的服务都不错。他是个出色的音乐家，舒庞齐四重奏的第二小提琴，也是忠诚而见解深刻的朋友。
霍尔兹在一本谈话册上写道：“我会这样解释莫扎特的器乐作品和您的差异：对一首您的作品，一位诗人只能写出一首诗；对一首莫扎特的作品，他能写出三四首相同的。”贝多芬大概喜欢这句话。它表现出他的叙事线索的前后一致——尽管它更适用于早期和中期，而非更诗意的非叙事性晚期作品。莫扎特和海顿的音乐内涵没那么容易掌握。
如歌德所说，“最近的作曲家”（主要是指贝多芬）的作品中“听众不能加上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他指的是贝多芬给听众以自己方式回应、寻求自己的意义和故事的空间较少。霍尔兹记得有一次在贝多芬创作四重奏期间和他一起散步，他停步记下一个乐思。贝多芬笑道：“但这个［乐思］属于下一首以后的那首［升C小调四重奏］，因为下一首［降B大调四重奏］已经有太多乐章了。”
霍尔兹认为降B大调四重奏是《“加里津”》中最好的，除了《大赋格》，至少他对贝多芬这么说。他问贝多芬最喜欢哪首，贝多芬回答：“每首都自成一格！艺术要求我们不能停滞不前……你会发现一种新的声部进行，在想象中，它会，希望如此，比之前的更完美。”他是“专横地”说出这句话的。
贝多芬真的担心他的想象力会不够吗？贝多芬在1826年年初把最后一首四重奏寄给加里津大公。他已经收到了一部分定金，正等着六百弗罗林里的最后一笔付款（它包括一笔一百五十弗罗林的款项，支付贝多芬题献给加里津的《剧院落成》序曲的一份乐谱）。他从未收到这些钱。曾有人被派往圣彼得堡当面向加里津要求付款，但是被大公赶走了。
电影《复制贝多芬》（2006）剧照。
1826年年底，大公给贝多芬写了一封浮夸的道歉信：“您一定认为我反复无常又特别自私，让您等了这么久得不到回复，特别是我还收到了您寄来的两首充满您不朽的无限天赋的崭新大作。”加里津刚经历了家人的丧事，以及贵族所能面对的最可怕的破产。最后他在1852年把钱付给了卡尔·凡·贝多芬，但他并非心甘情愿地付钱。加里津安排了《庄严弥撒》在圣彼得堡的首演，之后他向贝多芬报告：“我怀疑这么说是否夸张，但我从未听过这么崇高的音乐。”
多年后，大公暴怒地说：“谁的行事更高尚，贝多芬还是我？他突然就寄给我一份没用的乐谱［弥撒］，我从没要求他。然后他让我为此支付五十金杜卡特，但几个月后我只要花五个塔勒就能买到一份出版的乐谱。”在贝多芬自己的工作和关注之外，浪漫主义继续用它的概念解释他的音乐。
贝多芬出现时就像沐浴着
春天的一切色彩的年轻人
在1826年1月的《大众音乐杂志》上，乐评家戈特弗里德·威尔海姆·芬克（Gottfried Wilhelm Fink）发表了一篇以从未消失的问题为题的文章：“我们的音乐是否已经衰落到它不可能再与过去、古老的音乐相提并论？”他对近来音乐的评论包括熟悉的比喻：“海顿向许多人展现了他生活中新的、友好的方向。莫扎特辉煌地崛起。他的光芒就像理性的光芒，有如慈祥的父亲允许心爱的孩子们在他周围玩耍。”
当乐评家谈到贝多芬时，他的比喻进入神秘的境地，但它们热情到近乎不再连贯：“贝多芬出现时就像沐浴着春天的一切色彩的年轻人。他坐在高山之间。他的战马粗犷地向前奔驰。他一边沉思，一边紧紧握住缰绳，让它们停止在悬崖边。但他直视深渊，就好像他在那里埋葬了什么东西。然后他跳过宽阔的裂隙回归，像嘲笑一般游戏，或像暴风雨一般汹涌。在深处有些东西奇怪地盯着他的身后——生活也是如此。”
电影《复制贝多芬》（2006）剧照。
春天，贝多芬迎接了来访的钢琴教师弗里德里希·维克（FriedrichWieck），他在女儿克拉拉诞生之前就已决定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他后来试图阻止在18岁时已誉满全欧的克拉拉与罗伯特·舒曼结婚，但失败了。）维克表示，贝多芬在一架音板上有扩音装置的钢琴上为他即兴演奏了一个多小时。与其说他列举了贝多芬的谈话，不如说列举了他的独白的主题。它们包括他可恶的仆人、莱比锡的音乐、莱比锡《大众音乐杂志》的编辑弗里德里希·罗赫利茨、散步、美泉宫和广场、他的傻弟弟、“维也纳的蠢货”、贵族、民主、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意大利歌剧的完善、鲁道夫大主教。
关于他的风格，维克说：“他相当粗鲁地表现自己的意见，但给我留下他有着高贵、同情、敏感的性格的印象，他的态度友善而热情，但在政治上是悲观的。”维克指出贝多芬常常用双手捧着头或头发。这是疲惫或痛苦的姿态。当年夏天的另一个来访者提到贝多芬用双关语对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赞美：“他的名字不该是巴赫［意为‘小溪’］，而应是大海，因为他那无限而永不衰竭的和声与组合资源。”他宣称最纯粹的宗教音乐应是无伴奏的，不使用乐器，至高的范例是帕莱斯特里纳的风格。但他也说：“模仿［帕莱斯特里纳］很愚蠢，除非拥有他的天赋和他的宗教信仰。”
纪录片《寻找贝多芬》（2009）海报。
贝多芬曾成功地将古老的对位音乐当作榜样，但他暗示自己虽有天赋，却无纯粹的信仰。除了升C小调四重奏之外，当时他仅有的另一个创作计划是《大赋格》的钢琴四手联弹改编版，由钢琴家安瑟姆·哈尔姆（Anselm Halm）委约。一开始贝多芬收到了一份哈尔姆的改编，他附上了一份说明，表示为方便起见，他必须把一些旋律线在各手间分配。贝多芬对方便没有兴趣。他拒不接受哈尔姆的版本，自己写了一个。手稿页面上充满修改和斗争，有些地方乐谱甚至都被擦出了洞。
出版商阿塔利亚不太满意。他原计划购买新的终曲，但当贝多芬拒绝使用哈尔姆版本并重新创作赋格的键盘改编曲时，阿塔利亚又得为此付款。事实上，出版商为卖不出去的《大赋格》付了三笔钱。贝多芬完成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后就开始创作F大调的下一首。
他的希望和信念被一个
想成为普通人的男青年打败了
在这几个月间，他与侄子卡尔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崩溃了。自18世纪90年代以来，贝多芬在1826年夏天第一次待在维也纳度过热天，主要是为了看管侄子。年已19岁的卡尔居住在一个寄宿家庭，他盼望着伯父离开，这样可以暂时从怀疑和责骂中稍微解脱。有一次，卡尔打了贝多芬并跑去找母亲。
6月时他们因卡尔的洗衣费大吵了一架。1826年7月底，大约在完成升C小调四重奏的同时，贝多芬收到卡尔的房东文策尔·施莱默尔的便条：“我今天听说您的侄子想在下周日之前用枪打死自己。”卡尔秘密地增加与母亲的接触，与被禁止来往的朋友涅梅茨饮酒作乐。他对一位教师说：“我的伯父！我想把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做出一些奉承和友善的姿态就能让一切顺利。”他告诉卡尔·霍尔兹自己可以把伯父玩弄于股掌之间。
但事实上，19岁的卡尔已陷入绝望和崩溃。卡尔的房东听说孩子想用枪打死自己时，便搜查了卡尔的房间。他在一个箱子里找到了两把手枪，其中一把已经装弹，上了火药。施莱默尔向贝多芬报告：“我只能猜想这是由债务所致，但并不确定，他只是部分承认，说是过去恶行的结果。”贝多芬派霍尔兹去抓他的侄子，但不知为何霍尔兹让他逃脱了。他向贝多芬报告：“我相信如果他想伤害自己，没人能阻止他……他说，不管你控制他出于什么好意，但如果他今天不逃走，也总有一天会。”
卡尔把他的手表当掉，买了另一对手枪。不久后，贝多芬接到了卡尔消失不见的消息。他发狂地跑到涅梅茨家，然后是约翰娜家。在那儿，他发现他的被监护人倒在床上，前额左侧打进了一颗子弹。据说，8月6日卡尔去了巴登，爬到劳亨施泰因城堡废墟旁的悬崖上，那里可以俯视海伦娜山谷。有着古代废墟的山谷密林遍布，那是他和伯父散步时早已熟知的景色。这就是说，卡尔希望在著名而美丽的场所自我了结：浪漫主义的自杀。他将一把手枪放到自己的头上，颤抖着扣动扳机，没打到，也可能走火了。他举起第二把手枪时的感觉可以想见。那颗子弹让他昏迷倒地，但没有穿透他的头骨。路过的车夫发现他几乎不省人事。他要求把自己送到母亲处。
电影《贝多芬传》（1936）剧照。
后来，人们会理解两把手枪射失表示卡尔在寻求帮助，而非决定自杀。但当时没有这种认识，且尝试自杀是一种罪行。人们按惯例通知了警察。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且事实上已被逮捕的卡尔被送进总医院。在审问中，他告诉一位警察是“因为我的伯父骚扰我”才这么做的。贝多芬焦躁不安地出现在医院。“我的侄子在您那儿吗，那个放荡的家伙，那个无赖？”他这么问一位森格（Seng）医生，医生说他的音调是“麻木”的。
贝多芬继续说：“我实在是不想来看他，因为他一点儿也不值得，他给我带来了太多麻烦。”他告诉医生，说自己宠坏了孩子。森格感到贝多芬最担心的是卡尔会被送进监狱。接下来几周的谈话册记录了卡尔卧床时对伯父的回应。“不要再用指责和抱怨烦扰我了。它过去了。”一段话这样写道。当贝多芬开始痛骂他的母亲时，卡尔维护她：“我不想听到任何贬低她的话。我不该评判她。如果我能有点自由时间我想在这［医院里］和她待在一起，她因我而受了那么多苦，这只能算一点小小的回报。”
贝多芬不可能同意。他致信给一位治安官：“我迫切地要求您让即将在几天内康复的我侄子除了和我自己与冯·霍尔兹先生，不能和任何其他人一起离开医院——绝不可以让他经常和他母亲，那个极为堕落的人在一起。我的忧虑和我的要求是因她最邪恶、恶毒、怨恨的秉性所致，她引诱卡尔，为的是从我这里拿到钱……她还和卡尔放荡的伙伴［指涅梅茨］勾结。”
因此，卡尔在医院里待了一个多月。贝多芬跑去找住在城里的斯蒂芬·冯·布伦宁的妻子，向她哭诉道：“您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我的卡尔用枪打了自己！”他死了吗？布伦宁夫人问。“没，他只是擦伤了自己，他还没死，有希望被救活——但他已让我受辱。我多么爱他啊！”
辛德勒写道，这次灾难后，贝多芬在一夜之间变得像是七旬老人，“令他更痛苦的是，他不得不了解到很多人把这次鲁莽行为的部分原因归咎于他”。但他的圈子依然支持他。年幼的格哈德·冯·布伦宁对他写道：“您必须每顿饭都来和我们一起吃，好让您不感到孤独。”[5]斯蒂芬·冯·布伦宁接管了卡尔的监护权。贝多芬的朋友们只责怪卡尔。这些对贝多芬的回应再次证明了他无法看到他自己的伤痛、自己的名誉之外的灾难。这就是自他青年时代开始始终伴随他的自我中心主义，他的朋友和支持者们一直了解，几乎一直原谅他，最后给他带来了毁灭性这次他终于屈服了。
电影《不朽真情》（1994）剧照。
霍尔兹和斯蒂芬·冯·布伦宁催促他同意让卡尔按自己的意愿参军。“军队生活是对一个不能忍受自由的人最好的纪律。”斯蒂芬告诉贝多芬。霍尔兹说：“您看见了光天化日之下的忘恩负义……马上让他去当兵！”这次讨论后不久，卧床的卡尔在一本谈话册上对伯父写道：“我现在的情况仍然令我要求您尽可能不要提到已发生的不可改变的事。如果我参军的愿望能够实现，我会非常高兴，无论如何，我认为它是我能做好、能感到满意的事。”
尽管几乎濒临死亡才换来了成功，但卡尔知道现在主动权在自己的手里。贝多芬开始忙于处理让侄子参军的事，帮他找到职位，请求军官和官员为他安排优越的环境。把孩子送进军官学校的愿望没有实现。卡尔必须从候补生开始。在有着冷静判断力的一刻，贝多芬致信此时已是官方监护人的布伦宁，谈到军队中的膳宿：“我想关于卡尔应注意三点。第一，他不应被当作罪犯，这一定会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第二，为了让他有晋升的机会，他的生活不能太节俭拮据；第三，如果饮食太差，会对他有很坏的影响。我不想因此阻挠您。”
霍尔兹也开始为参军一事奔忙。贝多芬悲伤地致信给他：“总的来说我完全不喜欢军人这份职业……我累了；很长时间内我不会再高兴……我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在我身边有人能够至少在我较好的品质方面与我相像的一切希望！”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对自我完善的信念被一个想成为普通人的男青年打败了。包括卡尔在内的所有人希望他能够马上进入军队，但这是不可能的——首先，他在医院里待了很久，出院后要等伤口愈合恢复。同时，为了不被送进监狱，他还要接受宗教辅导。
C小调四重奏中的胜利和对痛苦的应答
无论如何，事情总要继续。卡尔自杀后的那周，贝多芬把新完成的升C小调四重奏寄给朔特，他的信中有一个玩笑，说它是“零散拼凑而成的作品”。发现朔特没理解这个笑话，担心这首作品可能并非全新时，贝多芬只得寄去另一封澄清的信。这首四重奏完全不可能是拼凑而成的。它不逊色于他写过的任何作品，它是完整的新作。
作品的问世并不轻松。共有超过六百页草稿，包括五份乐章安排的计划。最后成形时，四重奏包括七个有编号的乐章，每个都直接继续前一乐章，几乎或完全不带停顿。直到作品结尾，他才写下通常的双小节线。整首乐曲的基础是开头构成“主题”的赤裸的赋格主题。前三个音，升G–升B–升C，构成一个一直到终曲不断再现的主导动机。后两个小节是尾部动机，它音阶式的流动也有深远的影响。“主题”的第一部分意在忧郁，温柔流动的最后部分表示顺从和希望：
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引出规模庞大的后续的单音，第2小节强拍上加重的空弦A音。它奠定了A大调在四重奏中的重要性——以及D大调，D音是第二小提琴答题中的重音。在开头小节中，A和D都是令人心碎的。主题的第二次进入并非在通常的属调升G，而是在升F小调、下属调以及A大调的关系小调上。升F小调是第一乐章中另一个重要的调性，在四重奏结尾，升F和升C仍在竞争。整首乐曲的调性就像是单一一个乐章一样统一。
多数古典作品，包括贝多芬的多数作品，都在各乐章中使用两个，最多三个调性。降B大调四重奏有四个调性；升C小调四重奏有六个。晚期贝多芬的所有赋格乐章都并非纯粹的赋格。每个乐章都是巴洛克和古典模式的独特统一。升C小调四重奏的第一乐章以完整的赋格呈示部开始，但剩下的大部分是主题中的动机的奏鸣曲风格对位和模仿发展，包括B大调（并非赋格）的第二主题式段落，其中尾部动机被缩减为八分音符。在一些精致而深刻、有如回声的二重奏和更多的发展后，尾声前的最后一个部分是运用主题的增值的赋格，每个音符时值增加一倍。
升C小调四重奏的第一个清楚的终止式直到乐章结束才出现；第一个真正稳定的主调终止式要等到终曲。充满双音的第一乐章结尾转到升C大调，就像是巴赫的繁茂结尾。（贝多芬的赋格及其情感非常接近《平均律键盘曲集》中一首调性相同的赋格。）刚好在最后几小节前，第一小提琴痛苦地到达还原D音，这一姿态有着情感和逻辑上的意义：它标志着到第二乐章标记为“非常活泼的快板”的灵活而飞快的D大调吉格舞曲的调性转换。深深的黑暗直到光明：第二乐章突然活跃的效果部分来自各乐器上D大调的影响，这个调性的音响包括大量空弦音。
电影《贝多芬传》（1936）剧照。
和其他乐章一样，第二乐章也有令人难忘的主要主题，轻盈而清澈。这个乐章短小，名义上是奏鸣曲式，但几乎没有展开部的痕迹。大型尾声构建起三个八度跨度的严厉宣言，重新回到四重奏的严肃一面。音效仍然开放而简洁；这首四重奏并不包括贝多芬在《“加里津”》中所做的织体实验。第二乐章的尾声突然从“极强”滑入柔和的叹息和片段。之后是就像一个乐章一样标记为“第三”的段落，但实际上它是下个乐章的短小前奏——“前奏”而非“转折”，因它包括短暂的跳跃音型和类华彩与类宣叙调的突然激动爆发，各持续仅仅几秒钟。
中间乐章标记为“不太慢，非常歌唱性的行板”。它是由小提琴间的呼应奏出的令人难忘的天真旋律的一系列变奏。一切都简单而透明，和声清澈，节奏温柔地跨步，注重主题，但在伴奏中也有暗藏的旋律。主题流入第一变奏，所有变奏都相互连接。变奏互为对比，但方式温柔：第一变奏为流动的对位风格，第二变奏类似进行曲等等。乐章的结尾是一系列小插曲：每件乐器上的华彩；在错误调性（C大调）上对主题短暂而令人屏息的回忆；丰富、难以描述地列队般的大量颤音，突然消失；另一次令人屏息地回顾开头主题；曲折的小提琴华彩；尾声中回响着主题的片段。
之后是正式的谐谑曲，2/2拍的急板，E大调，中间是三声中部。这是喧闹的断音构成的喜剧，音调位于民歌和儿童风格之间，由大提琴像清清喉咙一样沙哑的开头音型开始。这个乐章和其他乐章一样旋律优美，特别是三声中部里头抒情的风笛舞曲风主题，它有一个急速旋转的叠句，是贝多芬最富童心，乃至幼稚的段落之一。
在谐谑曲出现三次、三声中部出现两次以及伪装的三声中部第三次出现之后，尾声通过主要主题以值得一提的伪装再现开始：标记为“近琴马奏”，乐手们在乐器的琴马附近拉奏，制造出鬼魂般具有金属感、来自远方的效果。（贝多芬从哪里听到这种在当时鲜为人知的效果呢？） “近琴马”乐句是美妙而幽默的乐章的完美结束。
电影《贝多芬传》（1936）剧照。
就像第三“乐章”并非真是乐章，而是第四乐章的前奏，第六乐章也是第七乐章的前奏，形式为升G小调上阴郁、咏叹调式的柔板。尽管它的长度有一分半钟，它不过是另一个片段。它的升G小调调性为升C小调的终曲做准备——这个调性自第一乐章以来首次回归——它的音调让我们回到第一乐章严肃但并不包括伤感的气质。
事实上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段以悲剧开始，让我们经历了舞蹈、温柔、欢笑和儿童般的旋律的旅程结尾，我们该怎么结束呢？我们在火热的进行曲中结束，它是四重奏中第一个有着头尾完整的奏鸣曲式的乐章。它的主要主题前六小节位于一个升C小调和弦上，第一乐章从未到达的决定性的主和弦基础。自此，终曲宽广而统一，集合了整首作品中的乐思。插入四重奏开头赋格增强乐章的忧伤感的还原D音再次出现。终曲主题连奏的第二部分也回到最初的赋格的主导动机，一开始是倒影形态，后来是原型：
短小而温暖抒情的第二主题在明亮、激动人心的E大调上出现，它上升的线条回顾了谐谑曲中的三声中部主题，它在大提琴上回声般的五度回顾了第一乐章的结尾和第四乐章的第五变奏。进行曲中动力充沛的断音回顾了断音的谐谑曲和第四乐章的第二变奏。结尾先为升F小调，最后在快速、喧嚷的升C大调上结束。
之前的降B大调四重奏是贝多芬诗意风格的精华：变动不定、幻想曲式、无法预料，时刻处于它阴暗和光明的混合之中。升C小调四重奏是诗意风格与他之前作品中有机统一的结合。每个乐章都紧密编织，有着一两个主导乐思，对比被淡化了（除了在变奏曲中）。织体简洁而开放，也就是说，古典。乐章之间几乎是在毫无间隔地流动。深刻的对比主要存在于乐章间而非乐章内。
没有单独的戏剧性展开，而是不同性格的混合，整首四重奏就好像一个多样的乐章——显然这是贝多芬称它为自己最好的四重奏的原因之一。大部分整体效果与它在乐器上的调性有关：阴暗、少有空弦音的升C小调、升F小调和升G小调，以及其他在弦乐器上最明亮、充满空弦音回声的调性：A大调、D大调、E大调。
作为对第一乐章中痛苦的回答，终曲的动力和精力充沛，但并非英雄性的，和第三、第五与第九交响曲，《费德里奥》与《艾格蒙特》结尾的胜利完全不同。在这里对忧郁的胜利更为微妙、暗淡、艰难。席勒写道，在艺术中痛苦必须由英雄般的胜利应答，作为自由的道德意志的行动：“对痛苦的描绘，以单纯痛苦的形式，绝非艺术的目标，但作为达成目标的手段有极大的重要性……它在悲剧艺术中特别有效，因为它代表……有道德的人，在激动的情况下克制自己，独立于自然法则之外。人类自由的原则只有在它对抗情感的暴力时才能够变得自觉。”
在他的音乐中，贝多芬几乎一直这样处理悲剧。英雄主义的第五和第九交响曲在黑暗中开始，在胜利中结束。（《“热情”奏鸣曲》是个例外，它以悲剧结尾。）在升C小调四重奏中，超越更加深刻。在第一乐章中，赋格乐思的形成令它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最深刻的感伤制造出的仪式。令第一乐章稍微缓和的希望片刻，包括整首四重奏的统一架构，它包含如此多人生经验的情感旅程都预示了超越，它并非第五交响曲那样方向单一的旅程。
电影《复制贝多芬》（2006）剧照。
在这里光明和黑暗、喜剧和悲剧、天真和经验就像在生活中，在贝多芬自己多变的感性中一样相互混合。升C小调四重奏中的胜利没有英雄的姿态，也不是结束《费德里奥》和《“英雄”》的狂热的欢乐。贝多芬愈加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超越了他人生中的痛苦，C小调四重奏中的胜利，对痛苦的应答，是整首作品中的崇高姿态和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