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馄饨店

我从妈妈手上接过了馄饨担子。妈妈老了,她今年80岁,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可她还是经常和我们说,要用心去做馄饨。我晓得,妈妈的馄饨店,已经是很多人记挂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是吃着她的馄饨长大的,所以我总是在想,我们从妈妈手上继承的是一份事业。

那年头兵荒马乱,嫁个瞎子还能安生点

我们家历来很苦。解放前,我爸7岁就在地主家放牛、打长工,9岁的一天,刮着大风,他在田里撒石灰,把一双眼睛弄瞎了。后来只好跟人学算命。

我妈是13岁嫁给我爸的。那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外婆说:“嫁个瞎子,抓壮丁不要他,日本鬼子也不会要他,还能安生点。”可是哪里又能安生呢?日本人打进衢州,我妈顶着大肚子,背着我哥,牵着我爸,一路逃到乌溪江深山里。直到解放后,他们才回城。

我妈我爸在“廿四街”,就是老礼贤街附近,租了一间屋子住,经常搬。1957年,我在小童家巷出生,是我外婆接生的。我们家兄妹5个,都是外婆接生,没有一次到医院生产。为什么?没钱啊。我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

记得五六岁时,我妈牵着我,拿个脸盆,去居委会盛“阶级饭”。那是豆腐渣和白菜叶煮起来的,用一个大木桶装着,大家排着队,等着居委会的人给大家分。一个人一碗,家里几口人,就装几碗。所以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饿。隔壁有个孩子,跟我差不多大,他爸妈都在汽车站工作,家里条件好点。我看到他端着一碗饭,饭上盖着菜,靠在门口吃,我看着看着,口水都要流下来,我真想吃一口白米饭啊。他吃完捧着碗走了,我好像才从梦里醒来。唉,可我回家不敢跟爸妈说呀,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我要是说想吃饭,他们肯定骂死我。

我爸出门算命,一出去就是半月一月。我从7岁开始,给爸领路,也大多不在家。全靠走哇,有时一天要走八九十里路,往乌溪江里边,远的走到遂昌。山里人心好,我们经常住在他们家。走路时,爸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我拉着爸的棍子在前面走。那时候天特别冷,冬天老是下雪,山边上的冰凌都挂得老长。我穿着一双解放鞋,已经破出洞了,脚趾头露在外面,也没有袜子。一次我们从山里出来,准备回家过年,天蒙蒙亮就出发了。下着雪,地上铺得厚厚的。我身上穿一件破棉袄,是大哥、二哥穿了轮到我穿的,透风,脚上冷得浸骨。

那是小山路,路很滑,一边山,一边崖,崖下就是江,我往下面一看,腿都吓得抖起来,那绿黝黝的乌溪江水,如果一不小心滑倒,两个人都要葬身江里……也不知道怎么走过来的!我爸看不见,反倒安耽些,我却身上冒冷汗。

走到中午一点钟,到了一个叫“虹桥头”的地方,我们还没吃饭。我的脚已经冻得全木了,一坐下,两条腿就硬了,动都动不了。好心人赶紧端来一盆热水,让我把脚泡一下……直到现在,我的腿一到冷天,关节就痛得要命。尤其是打馄饨皮,站久了,脚又酸又痛——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冻坏了。

四根竹子、一块篷布支了个棚

五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巴,拿什么来喂啊?可我妈还是把我们养大了。

起先,我妈在街角摆了个小摊,卖豆腐花、臭豆腐、茶叶蛋。一个烧柴的小铁桶,是自己做的。记得小时候我就到火车站去捡煤渣,帮妈妈挑担、打下手。1969年,妈妈在老二轻局对面弄堂口,用四根竹子、一块篷布支了个棚,卖起了馄饨。后来摊子又摆到另一个巷口,直到城市扩建,小巷全部拆迁,再搬到了自己家里。那时一些年轻姑娘天天去吃,馄饨店就叫出了名。有了名气,生意越来越好了。

10岁,我回来念书。我们家是困难户,大哥又去当兵,我们是军属,居委会盖个章,就能免费上学。可那时正好“文革”开始了,我天天劳动积肥,把家里和外面捡来的肥料,用篮子装到学校,大家再一起去机场学校菜地施肥;读书就读《语录》。后来我专门了解过,我们班里50多个人,没有一个人成为大学生……我们兄弟中我读书最多,初二还读了一个学期。我成绩不错,还是班长,可家里实在太可怜。我只好出来挣钱了。

17岁那年,我到陶瓷厂做临时工,装炉、出炉,是个力气活,又热又脏又累,大冬天穿一件背心在窑里干活,一天下来白背心变成湿漉漉的黑背心,脚酸得站不起来,灰尘大,眼睛又红又痛。这样干一天,能拿到1块钱。每个月工资一发下来,我就分文不动地交给我妈。

1977年“道前饮食店”雇我专门打馄饨皮,一毛五一斤。这是一家还蛮大的饮食店。我算算比陶瓷厂好,吃苦点,一早上能打八斤十斤的。我攒下的钱,还是完全交给我妈,我妈把我们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对付过去。后来我哥讨老婆,凭条买的“上海”牌手表,125元一块;“凤凰”牌自行车,130元……都是我和我妈挣来的钱啊——我妈也知道,我最会做。一个大房间堆满干柴,都是我一根根劈出来的。我在饮食店做了两年,下放种田。1979年调到木材厂上班。

我妈妈,还是一直做馄饨。吃的人都说皮打得好,放在报纸上能映出字来。我妈妈人还和善,人家来吃馄饨,调料、葱、榨菜,想要多一点,自己动手都可以。人家愿意和她聊天,听她讲过去的事情,怎么逃日本人,怎么过生活,吃完馄饨,人都不走……

我后来经常想,这么些年,我们几兄妹都过得磕磕绊绊,可幸好我们是从苦日子过来的;那样艰难的岁月,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妈都过来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我妈不识字,可她就像一棵草,大风刮不倒,大雪压不死的野草,她教会了我们坚强。

油多放点,不要太小气

1994年,南湖沿拆迁,我们搬到府山脚下的院子,继续卖馄饨。我妈身体好,一直都是自己在做。2001年,她一天早上出去买菜,踩到香蕉皮,脚摔断了。她都75岁了,我们叫她不要做,她说做惯了,歇不下来。脚刚好一点,又自己打皮。我大妹只好去帮她……后来府学前也拆掉了,她这才彻底歇手,77岁了!我妹在马站底也开了一间馄饨店。

我2001年下岗,到2004年,我妈跟我说:“老三,你从小打馄饨皮,打得最好,老本行不要荒掉,你也卖馄饨吧。”我想想自己没有别的事好做,老婆也没工作,就在清莲里开了一家同名的馄饨店,大家都知道是一家人开的。

我性格原来很暴躁,又讲义气,年轻时经常跟人打架,派出所的人都很熟了。从学打馄饨皮开始,性格慢慢平和下来,多少年没有再打过架了。现在碰到年轻人,我都要教育他们:“讲义气没有用的,做点正事、挣点钱才是正路。义气,过去梁山上人讲义气,现在还有梁山吗?”

打皮是功夫活,像种花一样,做上手就不能停。尤其是夏天,一停就皮硬,坏了。想小便也得熬着,水也不喝,一打最少一个多钟头。打皮不是一年两年能练成的功夫。春夏秋冬,天冷天热,加多少水、多少碱、多少盐,都有讲究。

现在每天都很忙,6点起床,一直忙到中午两三点吃中饭,晚上忙到12点关门。辛苦啊!但是和小时候比比,又是太幸福了。每次听到有人说,你们的馄饨好吃,我就感到高兴。

我现在经常回去看我妈。她得了糖尿病,眼睛又看不见,可她仍然惦记着她的馄饨,每次都不忘唠叨几句:“做好点,油多放点,不要太小气。”现在来店吃馄饨的,很多人都记得我妈,经常有比我年纪还大的人,找到店里来吃一碗,然后问起我妈的情况。有一位老人还说:“我过去还没讨老婆,就在你妈那里吃馄饨,现在我是带着孙子来吃了。”

我有个儿子,在电脑公司上班,他可不愿意做馄饨。我妈苦了一辈子,馄饨算是有人接手了,她应当感到高兴的。更高兴的是,还有这么多人记得她的馄饨。看来,我也得像我妈那样,一直做到做不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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