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隐者不遇古诗朗读(寻隐者不遇的作者是谁)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2018年是天津作家尹学芸的“爆发”之年。在这一年,尹学芸凭借中篇小说《李海叔叔》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也连续出版了《我的叔叔李海》《菜根谣》《士别十年》《分驴计》《天堂向左》五本作品,而在此前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里,她只出过一本《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也因此,常有人用“大器晚成”来形容这位一直坚持写作的作家。

近日,尹学芸的最新小说集《寻隐者不遇》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新书收入《寻隐者不遇》《望湖楼》《苹果树》《喂鬼》《比风还快》五个中篇小说,它们最早的写于2015年,最晚的写于2020年。对于这部新集子,尹学芸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意向,直到看到样书,才惊觉这些年的叙事风格与创作题材其实自有“秘密”。她说:“我把这些年对文学的一些想法,都集合在这本书里了。”

5月16日,尹学芸与《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青年批评家张定浩、黄德海做客上海朵云书院·旗舰店,与读者分享《寻隐者不遇》中那些“爱与怕”的故事。程永新表示:“尹学芸的写作无疑是非常扎实的现实主义写法。在这么扎实的写作中,她还在寻找着一种变化,这就是一个好作家了不起的地方。”

对谈现场,左起:黄德海、程永新、尹学芸、张定浩。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近日,尹学芸的最新小说集《寻隐者不遇》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一个个极富想象空间的故事

从2014年开始,尹学芸每一年都有重要作品在《收获》上发表,比如《玲珑塔》(2014年)、《士别十年》(2015年),《李海叔叔》(2016年)、《曾经云罗伞盖》(2017年)、《望湖楼》(2018年)、《青霉素》(2019年)、《我所知道的马万春》(2020年)、《乌龙球》(2021年)……

“尹学芸的写作已经到了一个自由的境地。”程永新感慨道,“她的小说既有文学性,又非常好看,在当代作品中很有分量。”

他最喜欢的是《士别十年》,那是一个写文化馆的故事,也是一个毁灭的故事。“文化馆里的一个女孩自杀了,她生前遇到了什么,尹学芸处理得非常艺术。她用种种暗示和隐喻,巧妙呈现了一个小小文化馆里的官场生态,这个故事有一种被毁灭的美。”

而在新小说集里,程永新看到了尹学芸创作的“变”与“不变”。他说,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尹学芸更善于找准故事的药引或火苗,比如归隐、佛教法事“喂鬼”、苹果树;二是把方言处理得非常节制和自然。不变的是,尹学芸始终对笔下的人物保持着一种非常清醒的智慧,即便面对着她同情的人,她也带着一种批判性的眼光。

“过去我们总说写作要‘贴着地面行走’,后来有一次我和苏童聊天,苏童说好小说一定要离地一两尺。尹学芸的小说也告诉我们,好小说不能把全部东西都写满。”程永新以新书同名小说《寻隐者不遇》举例,小说讲述了薛小梨、苏梅这两个女人和一个年轻男子寒武“两两组合式”去山里寻找一位隐者老先生的故事。“这种隐者的故事,我们历史上有很多,但是尹学芸笔下融入了一种当代性。她把小说处理得极富想象空间,我们会想最后寒武为什么也失踪了?薛小梨为什么愿意和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老男人在一起?总之这个小说给你留下了很多空白,让你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它。”

《李海叔叔》首发于《收获》2016年第一期

小说里的“经纬交织”

《苹果树》开篇就写到了一个绣花的女子,她穿针引线的样子非常迷人。而刺绣的“经纬交织”,恰是张定浩对五篇小说的结构印象:“它们基本上都有一个类似的结构,有两条线。比如《寻隐者不遇》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女性之间的交织;《望湖楼》和《苹果树》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家庭之间的交织;《喂鬼》是远方和故乡之间的交织;《比风还快》则是表哥和表弟,或者说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交织。我们发现,这些小说里一直都有两组东西在互相冲撞,缠绕。”

“这还是表面的结构,她的书里还有一种内在的冲突。”张定浩说,刺绣“穿针引线”,需要耐心,正如阅读这些小说需要把自己放开,慢慢进入,但刺绣中又有“飞针走线”——一旦进入了故事,读者会发现故事的速度比想象中快很多。“这里也有一组互相交织的东西,就是缓慢的耐心和飞快的速度。”

黄德海也认为这部集子充满了“叙事的耐心”。读这本书时,他曾非常担心小说写俗了,比如《寻隐者不遇》写女粉丝和老头的关系,《喂鬼》写网友见面,这类题材特别容易写俗。但读完小说后,他发现它们跟自己的整体设想似有吻合,但内部所有的方向都调整过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此外,黄德海也担心尹学芸把小说写正了,因为这类题材特别容易进入“因果报应”的轨道。“可在叙事中你会发现,有时她的叙述语调忽然变得调侃,拿主人公或者谁开了一个玩笑。这其实是一种轻微的反讽,让小说不是一开始以为的那么一本正经。”

他与张定浩也对小说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结尾有一些重复,容易出现“车祸”这样的巧合性事件。“巧合也特别容易让我们产生怀疑:为什么会这么巧?不过巧合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小说特别好看。”

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逻辑里都是对的

张定浩对尹学芸有一句非常广为流传的评价:“写尽人世种种微薄的艰难,与微薄的善良。”

到了《寻隐者不遇》,他说尹学芸笔下那些令人安慰、愉悦、感动的事,往往是和不快与刺痛交织在一起。“打动你的事情本身就会让你不快乐,这一点,真是捕捉到了人世的真实。一个人身上好的地方可能就是他不好的地方,她把这两方面都认识到了,还编织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真实又动人。”

在他看来,这就像刺绣一样,一床被子让人觉得温暖,但刺绣的人的每一针都在被面上戳了一个洞。“她用针线把这些洞缝合起来,呈现出一个让你觉得温暖的人世,但这种温暖并不是所谓的‘正能量’‘好故事’,而是某种可能发生又不一定实际发生的事。她想讲出某种值得尊重,值得我们去回味的人与事,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黄德海表示,尹学芸小说里的人就是在生活轨道里努力维护自己利益的普通人。“剧作家黑尔说过,在一部好的戏里,每个人都对。换言之,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逻辑里都是对的。”他举例《喂鬼》里的“我”,既对乡村的习俗不够体贴,又对暧昧网友的忙碌和紧张不够体贴,最后变成了一个女文青两边“害人”的故事。但在“我”的逻辑里,逃避和倾诉也无可厚非。所以读了小说后,读者也不是很讨厌这个女文青,会觉得她也是对的。

“沈从文跟汪曾祺说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就是‘贴着人物写’。我们既从外面看到了一个人物的千疮百孔,又看到了她在自己生活内部里的道理和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黄德海认为尹学芸的小说非常“贴人”。他因此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乍看,尹学芸小说讲了一个好故事;再看,就变成了丰富曲折的情节;细细琢磨,人物却从情节里伸展出来,做足了属于自己的一场大戏,又轻轻抚慰着起伏不定的人心。”

黄德海还注意到,在现在的很多小说里,乡村就是一个灾难结合体,充满了破败、悲催和不可思议,但尹学芸的乡村仍然是饱满的综合体,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有精神生活。“所以她的乡村也是一个充满问题与可能性的地方,既不是桃花源,也不是‘集中营’。这些小说满足了我们乡村或县城的复杂性的想象。”

尹学芸

依旧纠缠的“埙城”和“罕村”

有心的读者会发现,“埙城”和“罕村”常出现于尹学芸的小说里,属于乡村题材的,就是“罕村”背景,属于城市题材的,就是“埙城”背景,而且她笔下的“埙城”和“罕村”,彼此纠缠不清。在新小说集里,五个中篇小说依然如此。

“我小说里的那些场景,常是我经历过的场景。”尹学芸举例《喂鬼》里的“我”看窗外的澜沧江,澜沧江的水是静止的,在松林的空隙中像幅画一样地闪现。这一段书写源于她去云南开会时的经历,当时她也是站在一个窗子前往外看澜沧江,感觉再大的风都吹不皱水面。“我喜欢实地捕捉一些细节,这些都是‘生活的养育’。”

回到尹学芸生活的蓟州,那里有一片很大的人工湖。因为保护水源,湖边的许多建筑都拆迁了,曾经热闹非凡的无数家小鱼馆变成了花草树木。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尹学芸就喜欢沿湖走走。

有一次闲逛,尹学芸不知不觉就走进了一座荒废的园子,她吃惊于此处仿南方园林而建的亭台楼阁、苍劲繁茂的参天大树,还有秋千架、游泳池、舞厅、健身房、体育场,以及一座“望湖亭”。她恍惚觉得,眼前这座真实存在的“望湖亭”和她在《望湖楼》中虚构出来的奢华饭庄“望湖楼”其实是一样的,都曾繁华无比,风光无限。如此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也写进了小说《寻隐者不遇》里。

“有时我会反复强调地方对作家的影响,包括地方上的人和文化。我一直认为大城市里的人更容易成为个体,但乡村不一样,它有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营生,统一的称谓是‘乡里乡亲’。像蓟州这样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大的乡村,它的人际关系不以同行、同事这类交集为圆周,而是牵扯到方方面面。我们那边四个人坐在一起,随便聊聊就发现彼此都很容易扯上关系,不是亲戚就是同学、战友之类的。”尹学芸笑言,这种关系对作家特别有益处,一是可以获得方方面面的信息,二是特别容易走近一个人——不仅知道他当下发生了什么,还知道他生存的背景,那么这个人也就是一个立体的人。

她坦言自己写的都是一些很琐碎的、个体的情感。每个人身边或许都有一个像李海叔叔的亲戚,每个人或许都有想成为隐者的时刻,把人世间这些幽微而复杂的真实呈现出来,或许正是尹学芸坚持写作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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