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伐树记赏析(伐树记翻译及原文)

《伐树记》一文作于宋天圣九年,欧阳修时年二十有四。天圣八年正月,欧阳修“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宋史·欧阳修传》)其时,正是他初入仕途,雄心勃勃准备有所作为的时候。

当时的欧阳修涉世不深,尚未切身体会到封建社会政治环境的恶劣和凶险,对现实环境的暂时适宜,使他对前途充满希望。同时, 他对环境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索也闪耀着思辨之光。然而,欧阳修这个有用之材最终没能超脱环境的困惑,纵观欧阳修一生,曾经几上几下,几度受宠又几度受贬,其刚直不阿的秉性决定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命运。

他由最初的推官不断擢升又不断被贬,跌跌撞撞直到官至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又由副宰相贬为知州,知州之后临到再升迁时,欧阳修已不愿做官,坚辞不就,告老还乡。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欧阳修一生坎坎坷坷,其间,可谓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不知他在年老之时,重读自己的《伐树记》,会作何感想?

《伐树记》着眼于西京河南府衙门东边一块荒地的改造,阐述了树“幸之与不幸”与环境紧密相连的道理。欧阳修欲把荒地改造成菜园,并且在园周园植花果桐竹百余株。但荒地上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守园的人认为樗树根壮叶大,“梗地脉,耗阳气,而新植者不得滋”,又因“其材拳曲臃肿,疏轻不坚,不足养,是宜伐。”欧阳修于是伐掉了樗树。

园中同时长着杏树,杏树根横向伸展六七尺,守园人认为它也会影响园中的作物生长,建议伐掉。欧阳修认为很可惜,因为“杏方春且华,将待其实”,不如减少几畦蔬菜让杏树生长,因此未伐。有一天,有客人拜访欧阳修。这时,仆人正拖着砍掉的树木从屋前经过,便对客人说起砍树之事。

客人说,这有什么奇怪呢?以无用之物害有用之物,怎么能逃得过被砍伐的命运?杏树能开花结果,是用其本身所具有的条件保护了它的本根,因而保留下来。桂树、漆树不能逃避被砍伐的命运,是因为砍伐了它们对人有利用价值,所以不能生存,它与杏树是不相同的。樗树臃肿无用,枝繁叶茂妨碍其它作物当然就要砍伐了。

这与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不相同。一切物类的遭遇,都是根据它所处的环境而决定的。文章在叙述方式上借用了“客人”之口,是否真有其事无须考证,但客人的一番话无疑就是欧阳修的观点。

世上树木种类知多少?有的质地疏软,有的质地坚硬;有的用处小,有的用处大;有的价值低贱,有的价值贵重。贱者如樗树(即臭椿)、栎树,贵者如桂树、漆树。庄子曾托物言志道:“樗、栎以不材终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见伤夭。”意思说,无用之材可一直长到老,而有用之材一旦成材便被人砍伐。原因很简单:人们伐树的依据是于自己是否有利用价值。

欧阳修受庄子的影响,不少文章中透露出融化庄子著作的痕迹,但对庄子“以无用处无用”的思想以及“才者死不才者生”的说法却有着不同的观点。《伐树记》一文便是如此。

其实,如樗树、栎树也好,如桂树、漆树乃至杏树也罢,有大地的存在,就有树生存的地方。有用之材不一定比无用之材幸运。纵然如此,怨天尤人也奈何不得。首要的是能选择环境,落籽落对了地方,便是幸运;落错了地方,便是厄运。其次,当努力去改变环境,让树植根大地价值远远胜过其被砍伐作为他用的价值。选择环境和改变环境,树不能如此,但人能如此。这都是构成人与树的异同之处。

庄子的咏叹,流露出许多的无奈。他所着眼的,是生存中的诸多问题,而不是生存价值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也许自己就如那桂树、漆树,为了避免“伤夭”,他只能逃避。庄子虽然乐于去做消遥游,但在今人看来,仍是一种自我封闭。庄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时刻保持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庄子的智慧,究竟哪里是他最佳生存的环境?

老子、庄子甚至陶潜,如果他们仅仅如桂树、漆树,只有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地方才是他们最好的去处。他们如树终其天年,尚能让人闻到质地的清香。可是其他如桂树、漆树逃离人们视野的人,虽也可以终其天年,然而就其生存价值而言,与樗树、栎树又有什么两样?

欧阳修作《伐树记》,可谓深谙环境与人之间的道理,他最终也未充分寻求到既能适宜的生存,又能体现价值的生存之路。在那个时代,客观条件决定之后,这必将是一个难以找到答案的问题。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相比,环境已经迥然不同。尽管如此,道理没变。所有感到怀才不遇的人,其悲剧往往在于没有突破环境困惑的作为或者能力。在现实社会,突破困惑的曙光正在我们的前面。忽视了这个着力点,就会重蹈古人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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