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人元稹在《唐故险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评论杜甫时说：“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其时不仅在元稹的文章里谈到时人以“李杜”并称，我们翻检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皮日休、司空图……这些中晚唐著名诗人的诗文，都可寻到这样的称谓。新旧《唐书·杜甫传》也都说李白与杜甫齐名，“时号李杜”。那么，唐人何以会有“李杜”之谓呢?归纳起来，大致应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共同的思想，相近的性格
李白与杜甫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相近的性格特征。李白早年就迫切要求“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出蜀后，曾在湖北安陆寓居约十年之久。这期间，他不断上书给安州李长史、裴长史，荆州长史韩朝宗等人，渴望积极入世，参与政治，但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其中，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写给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韩朝宗的《与韩荆州书》，堪与员半千《陈情表》，王泠然《与御史高昌宇书》、《论荐书》等神采飞扬的干谒美文并肩媲美。
李白是文大气纵横，豪情炽盛。他充分相信自己的才能和声誉，要凭借它去直取功名，而不像一般士人一样去走科举之路。天宝元年(742年)，当他接到唐玄宗召他进京的诏书时，不禁得意地放声高歌：“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新唐书·杜甫传》说杜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事，高而不切?”虽然略而贬义，但却透露出唐人何以会将杜甫与李白并称的一条根本原因，即他们都是素有经世济国抱负的理想主义者，都同样自信自负，激昂青云，任性率真，豪放不羁，热烈地鼓吹和张扬作为人存在于社会的永恒价值——人格、理想、个体精神、生命张力与青春浪漫气息。李白与杜甫用他们的歌唱展示出人文主义的唐代的最可宝贵的价值之所在。所以，今人也十分赞同李、杜并称，将他俩视作“盛唐气象”的双子星座。
二、一样的忧国，一样的忧民
杜甫在唐代诗人中，是忧国忧民，特别是忧民恤民的典范(这一点论者甚夥，此不赘言)。而李白诗歌虽然多数可归入浪漫主义的范畴，但其主旨也有歌颂爱国主义、抨击社会腐败的一面，这是必须正视的。何况李白也有不少诗歌属于现实主义题材。它们热切地关注国运民生，深刻地反映人民苦难，其《丁都护歌》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李白与杜甫—样，都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宽广的人文胸怀，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诚如王运熙、杨明先生所识：开元、天宝年间，“经过一批诗人的共同努力，我国古典诗歌关心政治、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重大发展。而李白与杜甫，则是其中的光辉旗帜。”，看来，仅在忧国忧民一项，“李杜”并称也是古今皆然，无可争辩的。
三、友情的长久，美丽的永恒
李白与杜甫相知相交，是中国诗坛的千古佳话。据闻一多先生《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考证，李、杜初交是在天宝三载(744年)。时李白被群小谗毁而辞别长安，经商州大道，于三五月间在洛阳与杜甫相会，“遂相从如弟兄耳。”当年秋，李、杜相约漫游梁宋故地(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高适也参加了进来。他们三人性格相近，情趣一致，或登高眺远，极目寒芜；或弯弓冻泽，呼鹰逐兔；或放马平川，寻古探幽；或煮酒投壶，高唱《大风》；或臧否时事，纵论今古……杜甫后来在《遣怀》中回忆说：“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状藻思，得我色敷腴”，表现出对这段时光的依恋之情。
李白有很多酒友、诗友，如在东鲁生活期间结成“竹溪六逸”，在长安时期结成“饮中八仙”。但是，与李白最贴心、最灵犀相通的还是杜甫。杜甫有《饮中八仙歌》说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极赞李白上不臣君王，下不事权贵，粪土王侯，浮云富贵的独立人格与磊落襟怀。而李白则有《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隋。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说“怀念杜甫的情绪竟如汶水一样长流不断，有鲁酒也不能忘情，有齐歌也不足取乐。这情谊还不算真挚吗?”
真挚的友谊，美好的回忆，一直荡漾在李白与杜甫这两大诗人胸间，成为他们积极进取，万难不屈的一种源源动力。所以，从唐以后直至今天，人们都以“李杜”并称，以纪念这对志同道合的诗友、战友，歌颂友情的长久，美丽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