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古董的乡土

广东惠州市作家刘明霞的随笔作品《用时尚解开水东街情结》说:“一条老街,一座老桥、一栋骑楼、一首老歌,无不镌刻着先人走来的痕迹及一座城市的精神源头”,“水东街已成为一个符号,代表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与意义”。我问刘明霞:“为什么是用时尚解开水东街情结呢?”她回复说:“有如我等小资闲妇的浪漫去解开那份古老里的摩登时尚,比如老式电话、密纹唱片、银制的首饰盒、老旧的美女图,旧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香烟广告,画上女人俏丽的眉眼。水东街像一个旧梦,总挂在铁艺床头斑驳的渡铜上。”她的意思是,水东街有很多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其实是惠州人的精神标示。

联想到我居住的这个被唤作大福坪的小镇,探寻小镇的文化元素,思考着有哪些元素可以或者已经成为小镇的文化符号,顺着这一思路想出一个标题:文化符号,古董的乡土。

准确一点,本文所说的是地域文化符号,是一方乡土在经过时间洗涤之后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一种意义和理念的载体,这种意义和理念通过一系列外在特征表现出来的。在大福坪这方乡土上,先人留给我们很多的文化遗产和珍奇物品,即“古董”。这些古董沉积着当地的历史、人文信息,这些信息不可复制也无法取代,所以我说,这是“古董的乡土”。

贯穿大福坪全境的是湖南四大水系之一的资水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安化县东部山区桂岩山,全长79 .3公里,自南向北流经安化、桃江两县于马迹塘注入资江。沂溪河两岸,自古以来是成片的上等粮田,自源头往下有东山塅、阮家塅、白石塅、新桥塅、大水田塅、碑基塅等,这里的“塅”,其实就是连片的粮田。看中国历史,农业上最重要的改革是灌溉技术改革,灌溉技术的进步保障了粮食的收成,粮食产量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存活率,为一个地方文明的建立打下了憨实的基础。一地农民要想有效的灌溉农田,那就得倚住在河流旁,依靠河水灌溉粮田,所以河流在一个地方的文明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对流域地居民的精神信仰、心灵形象具有象征意义。

沂溪河流域农民通过在河道上作坝、作圳引河水灌田,下游居民甚至还直接饮用河水,所以,当地人无论做官做到哪个级别,做学问做到何等程度,只要一说起沂溪河就觉得亲切,也十分关注沂溪河流域所发生的事情,沂溪河实际上已成为大福坪人的一个符号。在当地一些农民采砂污染河水时,许多人联名向省市县官方或媒体投诉,要求还河水的清澈就是例证。

关于“大福坪”这一地名的肇始,当地有一名文化人研究认为:其一,沂溪河流经大福坪时顺山麓而下,当水流至一个叫干沙湾的地方时,因山脉转向使河水受阻水流回旋,在一个叫漩湾塘的地方形成一处较大的漩涡,即“大洑”,“洑”的词义是水流回旋的样子。其二,清代嘉庆年间,此地横跨沂溪河的四拱大石桥建成,据《大福桥志》记载,“桥工即竣,额之曰大福,非独吾邑人之利,即各邑亦咸享其利,以知其贻福于无穷也”。我认为,先有“大洑”的地名,而后因大福石拱桥“额之曰大福”,于是此地名大福,这一说法是可信的。至于这一“坪”字,《现代汉语词典》给“坪”字释义为:平地(原指山区或黄土高原上的,多用做地名)。安化县是山区大县,境内地形多为山脉,宽阔平坦的地方较少,人们习惯在此类地名上加上一个“坪”字或者“塅”字,如“东坪”、“黄沙坪”、“奎溪坪”、“太平塅”等。

调查发现,大福坪一带有村庄、湾屋、山寨、溪谷、景点、遗迹等地名将近1000个,其中相当一部分地名有“说法”,涉及历史、地理、文化、军事、人物等等。大福坪的地名,是一段乡土历史的碎片,是一幅当地风情的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当地的人文底蕴,从而形成独具大福坪地方特色的地名文化。

任何人文景观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时代的文化符号。位于大福坪天罩山村境内的天罩坪,又名天罩山,海拔1175米,山顶平地面积2000多亩,山林茂密,云雾萦绕,风景幽美。自1905年开始,先后有挪威、意大利、瑞士等国的传教士以向当地民众“购买”的方式在天罩坪修建别墅、教堂、运动场、游泳池、医院等设施,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自此成为避暑胜地。位于大福坪中心村境内的凉水井,是观赏旧时安化十景之——“芙岭朝云”的绝好去处,清代建有庵堂,过去归化人(今东山、新桥人)逢盛夏有去凉水井“还愿”和“到凉水井界上歇凉”的习俗,此外还有大仑庵、响水洞、云雾山等避暑胜地。有专家研究,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关于避暑的文字,到唐宋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避暑渐成一种文化。那么,象天罩山、凉水井这样的避暑胜地,其中至少承载了一段近代的历史,这种避暑文化能否成为当地的文化符号呢,应该可以研究。

大福坪境内的大尧土塔,塔身用三合土筑成,六方四级,高12米,塔檐盖青瓦,垂檐描彩绘,嵌雕塑故事,悬泥塑风铃。据考证,该塔建于清光绪16年(1890年),为湖南省重点文物。大福石拱桥,建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为邑人黄嘉菊等18人倡修,艰苦修造达7年之久,桥成“广容三轨,袤延十八丈,下成四大圆拱,圈高四丈,南侧四十三级以升,北侧三十二级以降”,为安化县重点文物。三星塔,距古石桥1千米处,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塔高20.5米,六方七层,中空,花岗石砌成,下方为四方形塔台,远眺桥、塔,先人有“拈亏搭箭,将相出现”之说,为安化县重点文物。此外还有古民居、宗祠、风雨桥、墓庐等古建筑,这些古建筑技术高超,艺术精湛,颇具梅山文化风格,同时又有鲜明的大福坪特色,三星塔和县内梅城南塔、北塔有明显不同,就印证了这一点。

大福坪建筑的文化性格,是当地人在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之中培养、塑造而成的,其建筑式样大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建筑这种人工文化是自然的有机延伸,研究大福坪文化符号课题,不能不重视这一方面。

大福坪地域文化属梅山文化范畴,梅山文化是一种原始渔猎文化,先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有过图腾崇拜,到近现代逐渐的还有了名人崇拜,而且渐成一种文化。历史上,大福名人主要有:罗绕典,字兰陵,号苏溪,生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道光八年(1828年)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登进士弟,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又授(任)武英殿纂修、功臣馆提调、教习庶吉士、顺天乡试同考官至正考官等,先后任平阳知府、山西督粮道署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贵州布政使、贵州巡抚、湖北巡抚、云贵总督等,有《知养恬斋》等多部著作存世,咸丰四年(1854年)卒于军旅,晋赐“太子少保”,谥“文僖”。黄国旭,字元升,号云岗,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生,咸丰五年(1855年)为民捐躯,清代农民起义领袖。萧凯,1905年2月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党的地下革命斗争,1937年被派往延安学习,1938年出任中共安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1946年病故于大福坪小尧村家乡,葬萧氏祖山。

据中国新闻网2012年11月25日消息,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原副所长蒋秋华在谈到景区“名人热”时说:“打造好文化‘符号’,才能助推旅游经济发展。”“国内能够把一些留有历史印记的东西重新发掘恢复起来,让后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蒋秋华说,自己以前在读书时,就常常会猜想历史上的名人都是在什么环境生活、如何生活的。“台湾的历史比较短,想要感受千年的中华文明还是要到大陆寻找。”可见,名人文化至少可以打造为文化符号,为一方旅游业给力。

大福坪民歌主要有儿歌、樵歌、踩田歌、孝歌等。儿歌如“麻雀子麻,屋上爬,娘烧火,女绩麻,堂屋里绩,哥哥骂,炉子里绩,嫂嫂嫌,哥哥不要骂,嫂嫂不要嫌,难带我三五年”,可能反映的是旧时沂溪河一带年轻女子的凄苦生活。樵歌以咏唱爱情的居多,如《想姐想得莫奈何》。踩田歌是过去人们给青苗田打石灰,然后把石灰踩进泥巴里的时候唱的,内容繁杂,现在能唱的人不多见。孝歌是老者去世后,生者请人守灵时吟唱的,歌词类似祭文。

大福坪民歌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流淌着沂溪河人最通俗的词汇和最热烈的激情。初听起来觉得土得掉渣,但歌词贴近生活,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曲调优美,易于传唱,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

乡土文化是居住于某一地区的居民思想感情上的区域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除在感情上有所反映外,有的还有一种符号作标志,即乡土文化符号。如同惠州市作家刘明霞所说水东街已成为该城市文化符号一样,乡土抑或地域的文化符号,折射的是当地文化遗存的精华,亦即“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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