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官传序给我们的启示(伶官传序文言知识整理)

欧阳修的《伶官传序》,虽只是一个三百余字的短章,但容量大,感染力强。被前人誉为“千年绝调”,“《新五代史》中的第一篇文字”。

欧阳修是宋代杰出的散文大家,其文章的主要特点和风格,正如苏轼所说,“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析之于至理,以服人力。”用欧阳修自己的话来说,是“简而有法”。 《伶官传序》一文就充分体现了欧阳修的这种文风。

在《伶官传序》中,作者引述《伶官传》的历史事实作依据,作出“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然而,《伶官传》中并未提及李存勖忧劳兴国的故事,为了给“忧劳可以兴国”的论断提供事实根据,作者就不得不补充李存勖在创立帝业的过程中殚精竭虑的的情况。自晋王李克用去世至李存勖称帝的十多年内,李存勖与后梁、燕王、契丹之间的战争,从未间断过。可以想见,李存勖为厉兵秣马而“忧劳”的历史事例,可谓多得不可胜数。然而作者舍弃了这些材料,只选用了晋王李克用授遗命,李存勖接受和执行遗命的事例: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劳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从上述文字来看,李克用临终之前对儿子的叮嘱,感情炽烈,言辞恳切,他是怀着未除后梁、燕王和契丹的“遗恨”离开人间的。李存勖面临强敌,不敢懈怠,他一时一刻没有忘记父亲的遗命。所以,他每次出兵之前都要祭太庙;他不是“取”其矢,而是“请”其矢;不是把“三矢”装在一般的箭筒里,而是盛在“锦囊”里;可见他执行父亲遗命是何等的坚决,何等兢兢业业,何等发愤!父亲留下“三矢”给予他的力量是何等巨大!作者通过受、藏、遣、请、盛、负、驱这一连串的动词,描绘出李存勖重视执行父亲遗命的生动形象。这个事例最能说明李存勖的“忧劳”。这段文字,可谓“文约而事丰”,是李存勖消灭群雄建立后唐的十多年戎马生涯的形象概括,显示了欧阳修这篇文章“简而有法”的艺术特色。

李存勖在十多年的战争中打了许多胜仗,但作者评论后唐之盛衰时,却只选用了其中三个事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因为梁末帝朱友贞和自称大燕皇帝的刘守光,是李存勖三大敌中的两大敌,根除此二敌,对建立和巩固后唐政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李存勖则分别于公元912年和923年拔掉了这两颗钉子,这无疑是他一生中取得的两次最大胜利。引此说明后唐之盛,是最恰当不过的。这段文字融记叙、描写、抒情于一炉,写得十分精妙。读者既可从中了解“燕父子”、“梁君臣”败亡的历史事实,又可通过“系、函、入、还、告”等动词,来想见李存勖所向披靡,踌躇满志的气质与形象。

引皇甫晖乘机作乱,李存勖一蹶不振的事例说明后唐之衰,也很得体。因为这次变乱给李存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是他的腐朽政权彻底崩溃的标志。而且作者的文字生动形象:“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说明此时的李存勖已经失去了人心。“伶人困之”,“身死国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惟妙惟肖地画出了李存勖在风声鹤唳中,走投无路的极端狼狈相。这段文字造成的悲剧气氛浓烈,与前面描绘的极盛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读到这里,不能不信服“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此外,《伶官传序》的“简而有法”的特色,还表现在结语含蓄,颇具警策力方面。欧阳修认为,编史书的目的应该是“垂劝戒,示后世”,他写《伶官传序》的目的,当然也不例外。后唐庄宗李存勖(xù)取得政权后,荒淫腐化,癖好音律,宠用伶人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让他们做官掌权,以致败政乱国,只做了三年皇帝便身死国灭。“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这些话,其实是在含蓄地提醒宋王朝的统治者和以后的统治者,应该从广泛的意义上汲取李存勖因宠幸伶人而身死国灭的教训,以免蹈李存勖的覆辙。

伶官,即封建时代演戏的人,在宫廷中授有官职的伶人,叫伶官。伶官也是乐官,既掌管乐队,又负责乐器和演出安排,自己更是精通音乐之人。伶官比其他伶人的地位高,因而,伶官和弄臣常被相提并论。古人认为,一旦帝王宠幸伶人,那就离灭国不远了。

(文中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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