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也称《通鉴》，它是司马光为宋神宗所编写的。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
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的表现。
那么，资治通鉴到底讲了些什么？
这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它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
司马光作为一个出色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感，而且有着敏锐的政治感和时代感。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在重要历史事件、典型历史人物之后，发表史论，解说历史事件，总结历史经验，并流露出自己对于现实问题的态度和观点，发人深思。
这个《资治通鉴》历时19年才完成。此书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
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
首先是周朝、秦朝、汉朝、曹魏、晋朝的历史：
即《周纪》、《秦纪》、《汉纪》、《魏纪》、《晋纪》。
再就是南朝的历史：
《宋纪》、《齐纪》、《梁纪》、《陈纪》。
最后就是隋唐、后梁、后唐等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
《隋纪》、《唐纪》、《后梁纪》、《后唐纪》、《后晋纪》、《后汉纪》、《后周纪》。
司马光说：先前我奉皇帝的命令收集编写历代君臣的事迹，后又奉圣旨赐名为《资治通鉴》。
事实上，历代史书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
司马光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这本书就是《资治通鉴》。
宋神宗统治时期，封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大规模地实施变法。
但是，司马光却上书指出“先王之法，不可变也”，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为此，司马光还曾与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争论不休。当时，神宗变法的意志还很坚定，司马光却总是给他泼冷水，结果触怒了龙颜。
随后，司马光主动请求调离京城，到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
早在神宗的父亲英宗在位时，司马光就开始编撰《资治通鉴》，当时这本传世巨著还叫《通志》。
神宗时，皇帝赐两千四百余卷藏书给司马光参考，还提供所有的庶务杂支费用，要司马光无后顾之忧地继续写。
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很多，皇帝让他可以自由进出，查阅所需要用的藏书。
有朝廷做后盾，司马光便开始编修起《资治通鉴》，不过当时司马光的住家条件非常简陋，夏天时因通风不佳导致闷热难耐。
他写作时挥汗如雨，滴下来的汗水常污损了草稿。
司马光于是请匠人另外辟出一间地下室，夜以继日地埋首读书写作，就算生病了也不休息。
《资治通鉴》的写作，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就参考了十七种，运用到的杂史，包括谱录、别集、碑志、野史等，也高达三百多种。
加上皇家图书馆如龙图阁等可供借阅的藏书，可以想见其参考数量之庞大、资料之丰富。
正因如此，此书编得极佳，宋神宗看了赞不绝口，还赐书名为《资治通鉴》，使君主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也就是说，皇帝认为这本书能让君主鉴于往事，有助于习得治国的诀窍。
总之，此书编辑得到了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修书之费尽由国家供给。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范祖禹等人作为助手，他们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
此书以“臣光日”开头，其余的评论则出自各个名家之手，使《资治通鉴》成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不朽名著。
《资治通鉴》堪称中国古代君主的教科书，纵观我国的古代史，也就只有司马迁的传世巨著《史记》能与之媲美，司马光因此和前辈司马迁并称为“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曾说过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
此书，目的在于吸取历史上治乱盛衰的经验和教训。
由此可见，《资治通鉴》从一开始就得到宋朝皇帝的支持，此书取材与皇家藏书甚多，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轨迹。
后来，又献给皇帝，书名都是皇帝命名，是最适合皇帝阅读的图书，最终成为了帝王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