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虎狼之秦不需王道帝道，而是功利现实的霸道
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是在周室衰微，诸侯征战不休的情况下提出，是时代变迁导致的历史变法活动，当时商鞅变法并不是初创，在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时代环境中，各国有申不害变法、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法的成功得益于其对历史背景的把握，即战国发展已经走在三岔口，必须在百家证明之中找到契合秦国特点的变法思想和主张，所以取得了后世荣耀。
1.礼崩乐坏的周室已经无力维持稳定的封建秩序，诸侯国之间争战不休是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
尽管战国末年仍然认为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影响和势力范围已经江河日下。随着政治权力的分散，各个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没有人再遵守周室的礼章乐法。天子的权威荡然无存，于是各个诸侯开始巧取豪夺，恃强凌弱，肆无忌惮地进行“大鱼吃小鱼”的兼并局面，最后出现了战国七雄并举的局面。
但是七国之间仍然开展激烈的政治角逐和残酷的军事战争，各个诸侯对权力的争夺和土地的渴求与瓜分愈演愈烈。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各个诸侯国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征兵征粮，以战养战。
在混战不休的局面下，各个诸侯国如何能够强化自己统治范围内的社会动员能力，掌握更强大的战争资源，从而在战争中获取胜利成为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所以各国都在寻找变法的主张和思想。
2.诸侯征战对人才的渴求提高了士人的身价，更进一步促进私学的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
由于周室的沦丧，周室的礼乐和官学开始不受重视。同时诸侯国为了在争霸中取得主动地位，相互之间的竞争提高了士人的地位，导致了舆论空间和政治自由空间的加大。士人的增多和思想的跃升改变了原来只有贵族读书的局面，促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士人的异军突起，连同他们的思想受到诸侯国的重视和重用，逐渐成为各国的中流砥柱，伴随诸子百家游行天下，变法成为顺理成章的政治行为。
与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不同，商鞅秉承的是法家的思想，他在总结了各家的经验之后，找准了时代的发展脉搏，提出了富国强兵，稳定社会秩序的法家理论主张。在商鞅变法之前，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已经为商鞅提供了经验和方法，在一定意义上为商鞅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和可借鉴的策略。商鞅在秦国的两次变法力度最大，性质也最为彻底，这主要是因为商鞅的变法为秦国创立了一套崭新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体系。
3.地处西陲的虎狼之秦，本身就是战争中成长的诸侯国，十分契合商鞅的变法思路
秦国地处西陲，始终处于与西戎交战不休的状态，杀出一条血路的秦国直到商鞅变法之前，都过着半游牧半封建的生活，其社会秩序和经济演进都比华夏文明要缓慢。正是由于长期与西戎作战，秦人比较现实功利，民风剽悍，秦国也是诸侯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实行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国家，而是选择有能力的人上位。
秦国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寻求现实功利的变法主张，所以在此背景下，商鞅提出了打破原来的制度结构，重新建立新的制度框架来解决秦国存在的局限问题，从而加强君主的统治，且这一切都以法治作为执行的基础，其提出的耕战、赏罚、军功等措施在务实的秦人面前非常具有可操作性，赏罚有度的基本法治也让简朴务实、好斗狠勇的秦人易于接受。
概而言之，商鞅变法的背景有三：
其一，王道礼崩乐坏，诸侯恃强凌弱，周室衰败，天子权威受到挑战，诸侯之间激烈的政治角逐和残酷的军事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权力和土地；
其二，思想百家争鸣，各国寻求变法，周室沦丧，舆论空间扩大，官学亡而私学兴，形成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诸侯国寻求富国强兵的变法理论；
其三，西陲虎狼之秦，民风剽悍务实，秦国与中原文明隔阂，商鞅借鉴诸国变法经验，结合现实功利的秦人性格，提出“霸道”之变法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