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春秋》一书，历叙吴、越两国的史事，而重在叙述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故事。该书虽大量取资于《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但并不拘泥于此，而又采摭掺入了不少逸闻传说，其中恐怕也不乏作者的想象塑造之辞；同时，它又注意到故事的完整性，注意写清其来龙去脉。所以，从它记载史事这一点来说，是一部史书；但从它记载的内容与格调来说，又不同于严谨的史家之实录。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
因此，它虽然一向被列入史部，但读起来却比一般史书更为生动、更富于情趣，因而更受到读者的喜爱。不但后代的史籍方志（如《吴郡志》之类）常取资于该书，就是后代的文学作品，如唐代的说唱文学《伍子胥变文》，宋元话本《吴越春秋连像评话》，明代传奇梁辰鱼的《浣纱记》，明清历史小说冯梦龙、蔡元放编的《东周列国志》，近代的《吴越春秋说唱鼓词》，现代曹禺创作的话剧《胆剑篇》，萧军所著的《吴越春秋史话》等，都或多或少地取材于该书。
所以，该书既是一部世所公认的历史典籍，又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在我国的史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是一部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不可不读的要籍。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吴越春秋》，岳麓书社出版
《吴越春秋》内容概要
《吴越春秋》全书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叙述吴国史事，后半叙述越国史事。
吴国的史事，一直追溯到吴国的开创者太伯的祖先后稷。后稷是帝喾元妃姜嫄的儿子，姜嫄在野外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而怀了他，所以生下来就把他抛弃了，但牛马、众鸟都保护他，使他活了下来。他从小善于种植，后来当了农官。他的后代公刘、古公亶父都积德行义，很得民心。古公生太伯、仲雍、季历，古公知道季历之子姬昌（周文王）圣贤，于是想把君位传给小儿子季历。
太伯、仲雍心领神会，便借口到江南采药而将君位让给了季历，自己在江南创建了吴国，筑都城于梅里（今江苏省无锡市梅村）。吴国传到寿梦之世，国力始强，不但与中原各国时有交往，而且与楚国频频交战。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馀祭、馀昩、季札。寿梦死时想传位给贤德的季札，季札推让不受。于是诸樊、馀祭、馀昩禀承父意，依次相袭（兄传弟叫袭）而不传位于儿子，想最后传给季札，但季札仍推让逃避。结果吴人便拥立了馀昩之子州于，即吴王僚。诸樊之子公子光对此心怀不满。
这时，楚国的伍子胥一家由于费无忌的谗毁而遭到楚平王的迫害。伍子胥的父、兄被杀，他立志报仇，先逃到宋国，最后投奔吴国。他深知公子光的心事，就进荐专诸，为公子光刺杀了王僚。于是公子光立为国君，即吴王阖闾。阖闾任用伍子胥，在今苏州一带建造了都城。后来楚国的伯嚭前来投奔，阖闾也任命他为大夫。由于阖闾又担心王僚之子庆忌复仇，所以伍子胥又进荐要离，设计刺杀了庆忌。伍子胥时刻不忘报仇，便进荐了孙武，并怂恿阖闾伐楚。结果吴军伐楚，楚军大败，楚昭王出逃。吴王攻入楚国国都郢，伍子胥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以解恨。后来楚臣申包胥到秦国哭庭求救，秦国出兵，打败了吴兵，伍子胥等才回到吴国。
这时，原来的太子病死，伍子胥在夫差的苦求下，便劝阖闾立夫差为太子。阖闾死后，夫差继位。他不听伍子胥的劝告，放下越国，屡次伐齐，虽在艾陵大败齐军，但已实力大伤，却还以此责备伍子胥，赐属镂剑令其自裁。伍子胥死后，夫差即使连年歉收，仍然穷兵黩武，伐齐后与晋国在黄池争当盟主。越国乘虚而入，大败吴国太子，攻入吴国。夫差回国后，越国又屡败吴军。最后夫差逃离国都，被围困在秦余杭山（今苏州市西北之南阳山），向越王求和不成，自杀而国亡。
越国的史事，一直追溯到越国的始祖无余的祖先夏禹。禹是颛顼的孙子、鲧的儿子。鲧的妻子女嬉吞了一颗宝珠而怀了孕，结果生了禹。当时洪水泛滥，鲧受四方诸侯之长的推荐而奉帝尧之命治水，未获成功而被流放。禹继承父业，在委宛山求得天书，了解了通水之理，于是奔劳海内，治水获得成功。尧、舜相继去世后，禹即天子之位，大会四方诸侯于会稽山，死后即葬于此。
禹以下六世为少康帝，他怕禹庙断了香火，就封其庶子无余于越以祭祀大禹。其后代后来渐渐衰微，结果又有人起来复兴越国，传到允常，便开始强大了。允常之子勾践，因被吴王夫差打败而只得求和，并前往吴国当夫差的奴仆。他在范蠡的参谋下，忍垢受辱，最后因夫差动了恻隐之心而被赦回国。
回国后他委托范蠡建城作都，自己则卧薪尝胆，念念不忘复仇。他对外继续讨好吴王，不断送礼；对内休养生息，以增强国力，并和群臣一起谋划攻吴之计。大夫文种献上九术。于是越王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佑；送吴王大木良材，使其大兴土木而耗其国力；将西施、郑旦献给吴王以惑乱其心；向吴国借粟，然后还其蒸过之粟，使吴国种而无收。越王自己则积聚粮食以富国，请处女、陈音教授击剑、射箭之术以强兵。国富兵强之后，越王便广泛地进行战争动员，严明法令，然后出兵攻吴，屡次打败吴军，最后迫使夫差自杀，灭了吴国。接着又出兵北上，横行于江、淮之间。其后范蠡出走，文种被勾践赐剑自杀。勾践迁都琅邪，称霸于函谷关之东。勾践死后，传到越王亲，被楚国所灭。
《吴越春秋》的文化价值
唐代魏徵等所撰的《隋书·经籍志二》对《吴越春秋》之类的杂史曾有一段很有见地的评述。其言云：“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这段评述，既涉及了作者的编纂意图，也涉及了作品的文化价值。
概而论之，则《吴越春秋》之所以能流传近两千年而不废，其原因大概就在于：（一）所述为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二）虽非史策之正，也可备遗亡；（三）有委巷之说，引人入胜。
用现代的话说，就在于它具有思想价值、史料价值、文学价值。
《吴越春秋》的思想意义
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倾向于现实的。综观古代圣哲贤智博达之士的著述，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它们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特别是先秦两汉时的典籍，作者最初与最终的目的，往往不在于单纯地在学术上创立一家之说，而在于拯救时世，给世主提供历史的借鉴或理论的指导。作为史籍名著之一的《吴越春秋》，也无非如此。《隋书》的评说，不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现实性评判倾向，而且也切中要害地揭示了《吴越春秋》所蕴蓄的富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内涵。
读过《吴越春秋》的人，恐怕都会被夫差由强而亡、勾践由弱而胜的历史事实引入沉思。这其中的历史教训是什么？是因为夫差昏庸而勾践明智？夫差暴虐而勾践仁慈？夫差刚愎自用而勾践从善如流？夫差听信谗佞而勾践依靠忠臣？夫差奢侈淫荡而勾践苦心劳身？夫差穷兵黩武而勾践休养生息？夫差民多怨恨而勾践深得人心？这一系列的问题恐怕都会在好学深思者的头脑中闪现。
当然，具体的问题是复杂的。就说暴虐与仁慈吧。夫差将公孙圣暴尸蒸山；令伍子胥自杀后，还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大兴土木，使得民疲士苦，人不聊生，道死巷哭；穷兵黩武，敢谏者死……其暴虐之行令人发指。但对勾践，他却颇多仁慈之心，尽管勾践有杀父之仇，他也曾立志为父王阖闾复仇，但天以越赐吴，他却不受；勾践入臣于吴，伍子胥劝他诛之，他却很讲究仁义之道，不“诛降杀服”；见到勾践、范蠡在石室中不失君臣之礼，他颇“伤之”，“心不忍见而欲赦之”；子胥反复劝谏，他“不忍复闻”而赦勾践……其恻隐之心，可谓尽矣。至于勾践，虐杀文种，与夫差杀子胥又有何异？由此可见，决定兴亡成败的关键还不能简单地用某种品性去解释，主要地还应该从其政治上的思想水平、洞察力、辨析力、策略原则等方面去分析。
夫差在政治上无疑是幼稚的，他甚至分不清敌我忠谗。他不懂得敌人总归是敌人，纵敌者必自殃。他没有深湛的政治洞察力，只为一些表象所迷惑，所以虐杀忠良，放虎归山。他的灭亡实体现了社会政治领域中的某些必然规律。而勾践，在政治上显然成熟得多，他虽一心复仇，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但当自量其力而不足以伤吴时，他便忍垢受辱，委曲求全；等他有了足够的力量，就全力以赴制敌于死地；面对夫差之使的哀求，他也曾有过恻隐之心，但最终还是当机立断，怒令夫差自杀。从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来说，勾践可能会受到以怨报德之讥，但无情的历史却说明，他是政治上的胜利者。这无疑也体现了社会政治规律的某种必然性。
本书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复仇精神，勾践伐吴而杀夫差，子胥谋楚而鞭王尸，都是一种复仇行为。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其成败又取决于各自的实力、用人、谋略、民心等一系列因素。本书正是以其具体生动的事例，深刻地揭示了丰富的政治规律，所以通人君子博采广览以酌其要也就是必然的事了。当然，本书也颂扬了太伯、季札的让位之德，但那已是过去了的政治观。吴国的谦让传统，早就被公子光谋杀王僚而篡位的政治事实给否定了。
总之，本书所叙述的事迹言论，虽颇违反传统的道德观，却惟妙惟肖地从历史事实的演变以及针锋相对的辩辞中揭示了政治的历史演进以及诸多富有成效的政治经验，这也正是其价值之所在。徐天祜在序言中说它“可以劝戒万世”。钱福《重刊吴越春秋序》说：“是书所载，若胥之忠，蠡之智，种之谋，包胥之论战，孙武之论兵，越女之论剑，陈音之论弩，句践之畏天自苦、臣吴之别辞、伐吴之戒语，五大夫之自效，世亦胡可少哉？”此皆可谓是知音之言。
毋庸讳言，本书的思想观念也自有其缺陷。作者身处迷信图谶、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东汉初年，也不可避免地使本书带上了这种历史思想的烙印。书中多次出现以卜日、占梦的方式来进行决策的描写，不管它是否合乎史实，从其思想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不足取的。
《吴越春秋》的史学价值
《吴越春秋》作为一部世所公认的史书，其直接的价值当然应该是它的史料价值。如果我们将它与今传之《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相对照，就可以明显地感到，该书对吴、越两国的史事记载要比他书丰富得多，而且也更具系统性。虽然书中有些记载不一定合乎史实，如其占日之术“皆非三代卜筮之法”，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见《四库全书总目》），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抹杀它的史料价值。
本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可与《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相印证固不必再加称说，就是那些《左传》等未载的事迹，恐怕也并非都是无稽之谈。东汉初年，去古未远，当时或有许多杂史与传说可供采录，其中有些材料显然具有较大的真实性。如《吴太伯传》载太伯“葬于梅里平墟”，不但可与《皇览》等记载相印证，更可为今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南梅村镇留存的古迹所证实。还有像《王僚使公子光传》中载专诸杀王僚之前“从太湖学炙鱼”，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南胥口镇西有炙鱼桥，也可相证；该篇又载公子光迎太子建母于郑，虽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不同，却很可能最合乎史实。至于《阖闾内传》以下诸篇，其记事十分详赡，更可用来补充《左传》等记载的不足，其史料价值也是值得重视的。这一点其实也早为前人所肯定与利用。《隋书·经籍志》说它可“备遗亡”，《史记》三家注引用《吴越春秋》之文来疏证《史记》，现代的学者把其中的弹歌作为探究文学艺术起源的重要史料，即其例。
《吴越春秋》不但具有史料价值，即其体例而言，也颇可称道。作者将《左传》的编年体、《国语》的国别体、《史记》的纪传体熔为一炉，以其丰富的资料，编著了一部十分系统的以纪传为主体、以编年为头绪来铺叙两国史事的国别史。从体例构思的缜密性、系统性来说，它对我国古代史学的贡献也是不容忽略的。
当然，作者对体例的构思虽然很好，但在具体的记载中却往往有年代错乱的情况，有些事迹也明显有违史实。我们虽然基本上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但它毕竟是一部杂史，如果毫无鉴别地采用其中的记述来研究当时的历史，那显然也是不适当的。这是我们在利用其中的史料时应加注意的。
《吴越春秋》的文学成就
《吴越春秋》虽是一部史籍，但它的文学成就却远远胜过它的史学成就。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早已为世所公认。它作为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首先，作者善于选材与构思。他善于从丰富的史料与传说中选取最生动的故事情节加以渲染铺排，同时又充分施展其想象力，加入一些合乎情节发展逻辑但于史无征的内容，再通过别具匠心的构思，将它们组织成有头有尾、脉络分明、前后照应的完整故事。这恐怕是人们视之为历史演义的主要原因。例如，在《王僚使公子光传》中，他便以这种方式详尽地描写了伍子胥的身世及其活动。从史书的角度来说，这并不能算是成功之笔，因为这些事迹与吴国的历史并无多大关系，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显然是成功的。后世很多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描写伍子胥的说唱文学与小说，之所以从《吴越春秋》中吸取得那么多，其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作者对这一段富有戏剧效果的故事情节作了系统、详尽、曲折、生动的描绘。其他像越女试剑、袁公变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伍子胥兴风作浪、孔子进见越王之类，“尤近小说家言”（见《四库全书总目》），虽无甚史料价值，却是地道的文学作品，可视为六朝志怪、佚事小说之权舆。
其次，作者善于刻画人物，善于从人物的行动、对话、表情、心理等各个方面来展现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就拿关系到吴国兴亡的关键人物伍子胥来说，他的亮相是在楚平王派使者诱捕之时，这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者紧紧抓住伍子胥与伍尚弟兄二人一去一留这种截然相反的思路与决心，从强烈的对比中一下子就刻画出了伍子胥深湛的政治洞察力与“能成大事”的政治素养。接着，作者写他行哭林泽之中，决心“因于诸侯以报雠”，这既显示了他的富于情感，又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成熟。因为只有那些无政治才能的匹夫才只能凭个人的私勇去报仇，而政治家是一定能利用他人之力去实现自己的抱负的。接着，作者写他历经千辛万苦而奔吴，充分展示了他的坚定性与韧性，而作者从王僚的眼中来写他状貌的非凡，也更有力地塑造了他形神兼美的形象。为了真正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小心谨慎而不急于求成。不但劝王僚不要为自己用兵于楚，就是阖闾让他当了行人之后，他仍然不敢造次行事。直到他推荐要离杀了庆忌，又推荐孙武领兵以后，才劝吴王伐楚。这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亡臣所应有的忍耐与谨慎。至于其鞭平王之尸三百与“倒行而逆施”的答语，又合乎情理地表现了他那蕴蓄已久、势如决堤的仇恨迸发。他对渔父与击绵女的报恩，和他对平王的复仇，从心理逻辑上来说是统一的，所以作者也极力铺排。他事业上的成功，使他在夫差之时具有了托孤老臣的地位，因而作者通过他出言激切、无所顾忌的一系列言行来显示其当时的身份，这又是十分成功的。伍子胥的一生，其经历及性格的变化都具有一种复杂性，作者正是通过各各不同的言行描写给我们刻画出了一个栩栩如生、富有立体感的忠臣形象。当然，书中描写的一系列人物，无论其所花笔墨是多是少，一般说来，都刻画得相当成功，如深谋远虑的范蠡、赤胆忠心的文种、阿谀谗佞的白喜、忍辱图远的勾践、刚愎自用的夫差、深沉稳重的阖闾、粗野高傲的寿梦、德高望重的太伯、淡泊无欲的季札、清逸侠义的渔父、善良朴实的击绵女、智勇双全的专诸、形弱神强的要离、严明必胜的孙武、一心为国的申包胥、多愁善感的齐女、胸怀狭窄的滕玉、盛气凌人的椒丘、身体力行的夏禹、年轻有为的计?、精通剑术的越女、知识渊博的陈音、正直不阿的公孙圣等，都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些都显示了作者艺术技巧的高超，也充分体现了本书的演义性特点。
再次，作者善于利用对比、衬托的手法来强化人物性格的个性特征与故事情节的内涵。如将夫差的天赐不受与越王的天赐而受相对比，将伍子胥与公孙圣的忠诚正直与太宰嚭的阿谀谄媚相对比，用伍尚的愚孝来衬托伍子胥的大孝，用椒丘䜣的匹夫之勇与庆忌的武士之勇来映衬要离的义士之勇，用文种被戮的结局来映衬范蠡功成告退的明智等等。这样，不但突出了人物的个性，而且使故事的情节更富有深厚的意蕴。
还有，作者往往能抓住特定的情感，利用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创造出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如写勾践入臣吴国“君臣生离”时，用“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等设置了一个严阵肃杀的背景，显得严峻而凄切，其情景真不亚于荆轲易水之别。而他与范蠡回归时，同样至“浙江之上”，却是“望见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这通过越王视觉折射出来的明朗清丽的景色，无疑饱含着他当时重见天日的欢快心情以及对光明前途的无限希望，真是情中有景、景中有情。作者的笔触虽极简练，但此情此景却传神地表现了出来。再像《勾践伐吴外传》写勾践胜吴后置酒文台时群臣作乐之情，那文种、范蠡调侃的两句诗，不但表现了当时活跃的气氛，而且也使群臣欢快的心情顿现在读者面前。如此含而不露却神情顿现的精彩之笔，从艺术上来说，实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此外，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该书“词颇丰蔚”。作者语汇丰富，句法有散有骈，潇洒而整练，因而读上去朗朗上口。作者也十分注重文章的音乐美，不但在祝词中使用整练的四字句韵文（如7.1的文种祝词），就连某些一般性的言论也追求使用这种形式（如5.17的伍子胥之言）。更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韵文形式十分丰富，除四言韵文外，还有楚辞式的歌吟（如3.8的渔父之歌、7.5的越王夫人之歌、10.9的离别之词），而尤其重要的是书中还有原始歌谣的记录与好几首七言诗，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9.12所记录的弹歌，早已被文学研究者视为原始歌谣的典型作品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大书了一笔。至于本书中的七言诗，如4.31的《穷劫之曲》、8.6的《苦之诗》、10.24的《河梁之诗》等，其实也不可忽视。有人认为：“七言诗，在曹丕以前，只有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但第一句夹有‘兮’字，曹丕的《燕歌行》要算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七言诗的形成是有贡献的。”其实，本书所载七言诗，虽然不能说它们产生于春秋之时，但至少要比张衡、曹丕的时代早一些，它们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无疑也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将《吴越春秋》的情况略述如上，希望上面的论述对读者把握《吴越春秋》的大致情况有所帮助。
关于本书的编撰
本书是在岳麓书社2019年版《吴越春秋校证注疏》（增订本）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为了便于参见，今保留了该书的篇、节号。为了节省篇幅，本书既不出校记，注释也力求简省。读者若想了解本书原文和注释的依据，或想进一步全面深入地了解乃至研究《吴越春秋》，可参阅该书。由于我忙于从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潜夫论》汇校集注”（批准号：17BZW014）、“韩非子书录考论”（批准号：18FTQ008）的研究工作，所以本书前五篇由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尤婷婷编著，后五篇由上海理工大学教师杨晶编著，然后再由我修改定稿。
《吴越春秋校证注疏》（增订本），岳麓书社出版
岳麓书社曾德明先生于2006年给我出版了《吴越春秋校注》，去年在该社曾德明、马美著、刘文、陈文韬等先生的先后支持下又给我出版了《吴越春秋校证注疏》（增订本），如今陈文韬先生再给我出版这本体例一新的《吴越春秋》，而在编辑时又字斟句酌，使本书更为完善，我想这不仅是一种缘分，而且更见证了岳麓书社和我的深厚情谊。在此，请允许我对他们的热情支持以及陈文韬先生的辛苦付出再致以衷心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