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文言文翻译及原文拼音(王冕传翻译)

王冕与杨维桢、陈洪绶并称为“诸暨三贤”,他所绘的梅花最受后世所看重,其独特的绘画方式也对后世产生着很大影响。寿勤泽先生在其点校的《王冕集》前言中总结道:“他所画的《墨梅图》,骨格清奇,神韵秀逸,令人叹赏不已,对明清画坛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明代画梅高手刘世儒、陈宪章、王谦、盛行之都是他的衣钵传人。在他的影响下,徐渭开创并发展了大写意画的新画风。清代的扬州八怪,如罗聘、金农、李方膺、汪士禛等人都深受他的影响,如金农学他的千花万蕊,罗聘学他的圈白头花,李方膺学他的水墨淋漓,各有创获,从而丰富与发展了民族绘画艺术。”

虽然王冕在梅花的绘画技巧方面有着如此深远的影响力,但他却并不是这类绘画题材的创始人。正如魏骥在《书〈竹斋先生诗集〉后》中的所言:“予又闻之,先生善写梅,自成一家,其法则出入扬无咎。”在这里魏骥也说王冕善画梅花,并且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然而他的绘画风格却是本自扬无咎。

《墨梅图》局部一 故宫博物院藏

扬无咎乃是南宋著名的画家,在梅花技法方面颇具独创性。宋范成大在《范村梅菊谱》中说:“近世始画墨梅,江西扬补之者尤有名,其徒仿之者实繁,盖吴仲圭、王元章皆拥其法。”补之乃是扬无咎的字,范成大明确说,扬无咎以画墨梅名于世,有很多人学习他的画法,其中也包括吴镇和王冕。然而范成大是宋人,王冕为元人,他们两人之间相差一百年,范成大是如何得知一百余年后的王冕学习了扬无咎的画梅方法?这显然在时间上难以吻合,由此而推论起来,《范村梅菊谱》中记载王冕画梅之事,乃是后世增添的内容。

清代的金农在《冬心先生画梅题记》中也有这样一段说法:“扬补之甥汤叔雅,宋开禧间与弟叔用皆工墨梅,各出新意,谓之倒晕花枝。时有茅进士汝元亦擅名当世。叔雅画梅,曾见于吾乡梁少师芗林家,不愧逃禅叟(扬补之)。而叔用及汝元之疏枝瘦萼未尝睹者。”可知扬无咎所画梅花确实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以至于他的外甥等都开始学画墨梅。然而,扬无咎的墨梅虽然很有名气,皇帝却并不欣赏,比如宋徽宗就不喜欢扬无咎墨梅中所表现出的“逸气”,因为这种画法与当时的宫廷画梅方式相去甚远,所以宋徽宗嘲笑扬无咎所画墨梅为“村梅”。看来在宋徽宗眼中,杨无咎的梅花没有一丝的高雅,看上去像个村姑。

《墨梅图》局部二 故宫博物院藏

哪怕是饥笑之语,既然是出处自皇帝,那就是金口玉言,扬无咎索性以此来作为招牌,将自己所画梅花称为“奉敕村梅”。然而墨梅也不是扬无咎所创,因为第一次以墨画梅者乃是北宋的释仲仁。吴太素在《松斋梅谱》中称:“以墨写梅,自宋华光仲仁起。”《图绘宝鉴》中也记载仲仁“以墨晕作梅,如花影然,别成一家。”而赵孟頫也明确地说:“世之论墨梅者,皆以华光为称首。”

看来,释仲仁才是以墨画梅的创始人。如此推论起来,仲仁创造了墨梅,而后扬无咎继承他的画法,并且有所发扬光大,此后王冕在扬无咎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创新,最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梅风格。清朱方蔼在《画梅题记》中称:“宋人画梅,大都疏枝浅蕊,至元煮石山农始易以繁花,千丛万簇,倍觉风神绰约,珠胎隐现,为此花别开生面。”这里所说的煮石山农就是王冕的号。

朱方蔼的这段话说得很明确,宋人的梅花画面大都很疏朗,到了王冕这里,他一改这种风格,将梅花画成了繁花似锦的局面。而在具体笔法上,吕雪在《只留清气满乾坤——元代画家王冕的墨梅风格渊源探析》一文中亦称:“他首创‘密梅’画法,即枝叶繁密之梅,花瓣以淡墨轻染,仅花蕊处重加墨点,用笔简练,风格清绝,使画意空灵萧散。”

王冕《南枝春早图》绢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冕的画梅方式被后世称为“密梅”,对于密梅的画法,吕雪在文中又称:“他又创‘以胭脂作没骨体’。胭脂是一种红色颜料,‘没骨体’则是写意画的技法之一,自南梁张僧繇始用,不用墨,直以彩色图之,这样画的梅花,巧夺天工、光彩照人。”原来王冕在画墨梅之外,也同样画红梅,其画红梅的方式,不是用墨勾边,而是直接以红色颜料来画梅花瓣。对于他的这两种画法,明代姚淛在《雪湖梅谱》中写了这样一首诗:

画梅用墨不用色,华光从来有笔力。

纷纷作者俱不同,貌得仙葩似荆棘。

补之叔雅师此老,各占花枝互有得。

前元博士柯九思,爱将脂粉染梅枝。

王家元章传墨法,雪月风烟种种奇。

后世对王冕的熟悉,大多是本自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该书第一回的回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由回目可知第一回乃是《儒林外史》全书总的宗旨所在,而这第一回中所谈的故事,全部是跟王冕有关。

后世皆知,王冕是以画梅名于世,然而不知出于怎样的心思,吴敬梓在其代表作中把王冕画梅改为了画荷花,王冕何以喜欢上了画荷花,《儒林外史》是这样描绘的:

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燥。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王冕《幽谷先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看来吴敬梓也认为王冕是位天才,因为他无师自通竟然画出了名气:“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

王冕画荷花仅练习了三个月,就画出了名气,自此之后就不再愁衣食,也用不着替别人放牛,因为他仅靠画荷花就可以供养老母亲了。

如果吴敬梓把王冕写成画梅花来供养老母,不也一样没问题吗?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转换呢?有人认为宋元间理学盛行天下,而周敦颐的《爱莲说》成为了理学家最为看重的文章之一,可能吴敬梓觉得把王冕由画梅花改为画荷花,更能体现出王冕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性格,因为《儒林外史》一书把王冕描绘得颇为完美,由此而衬托出以后章节中那些文人们的无行。

栎桥村村委会

从历史记载来看,王冕确实是一位有志之士,同时也是一位奇才。宋濂在《王冕传》中称: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自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而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看来王冕的确是位奇才,小的时候因为家穷上不起学,父亲让他出外放牛,他路过学校时在外面窃听学生的读书声,竟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背下一些文章,而他的专注导致时常把牛忘在了田野中,有时还放任牛去践踏别人家的庄稼,以致让人找到王家来讨说法。这一切都让王冕的父亲十分生气,但即便父亲责打王冕,王冕过一段时间后仍然会这么做,他的母亲只好劝父亲称,这个儿子既然如此痴迷,那就随他去吧。

梅花原来在墙上

王冕离开家住进了寺庙里,晚上借着长明灯来读书,荒村野庙中的那些佛像很多都面目狰狞,王冕却一点都不胆怯,正是这样的向学之心,使得当时一位叫韩性的名家将其收为弟子。宋濂在《王冕传》中接着写道:“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学遂为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养。久之,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

韩性对王冕悉心教导,让这位弟子成为了通儒,以至于韩性去世后,他的门人都把王冕视为老师的继承人。父亲去世后,王冕把母亲接入城中赡养,当母亲思念家乡时,王冕就穿着古人的衣冠驾着牛车送母亲回到家乡。然而不知什么原因,王冕却不愿意出外做官,宋濂写道:“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每居小楼上,客至,僮入报,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楼长啸,使者闻之惭。”

从顶棚看,建筑的时间不长久

有人推荐王冕做官,他却痛斥对方,说自己生活得很自在,为什么要到官衙里去为奴听人使唤,有时候官员来见他,他也照样拒而不见。看来王冕是坚决不与朝廷为伍。宋濂在《王冕传》中有如下说法:“北游燕都,馆秘书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荐以馆职,冕曰:‘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仕为?’即日将南辕,会其友武林卢生死滦阳,唯两幼女、一童留燕,伥伥无所依。冕知之,不远千里走滦阳,取生遗骨,且挈二女还生家。”

这段话中的“泰不花”在《元史》中写作“泰不华”,此人做过礼部尚书,并且当过台州路达鲁花赤,可能是在这个阶段王冕与之相识,后来王冕游北京时就住在泰不花家。泰不花认为王冕满腹经纶,有意把王冕举荐给朝廷。但王冕却斥责泰不花说,你的想法太愚蠢了,过不了十年这里就会变成残垣断壁,哪有什么富贵荣华。于是他就起程返回故乡,同时还特意绕道去照看了朋友的后代。

其乐也融融

王冕为什么坚决不出仕呢?如果按照以上宋濂的说法,则是他能够看透世事,认定天下必将大乱,所以绝不踏入仕途。可是,元代徐显在《稗史集传》中所写的《王冕传》却有着另外的说法:

王冕,字元章,绍兴诸暨人也。父力农,冕为田家子。少即好学,长七尺余,仪观甚伟,须髯若神。通《春秋》诸传,尝一试进士举,不第,即焚所为文。益读古兵法,有当世大略。着高檐帽,被绿蓑衣,履长齿木屐,击木剑,行歌会稽市,或骑黄牛,持《汉书》以读,人或以为狂生。

这段记载里的王冕,年轻时仪表堂堂,对《春秋》三传研究得很透彻,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然而他考运不佳,铩羽而归之后,就烧掉了自己的文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并掉转头开始研究古代兵法。看来他认定只有通过研究兵法,才能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徐显在《王冕传》中写道:“至正戊子南归,过吴中,谓予言:‘黄河将北流,天下且大乱,吾亦南栖以遂志。子其勉之!’于是择会稽山九里,买山一顷许,筑草堂,读书其中。服古衣冠,或乘小扁舟曰‘浮萍轩’,自放于鉴湖之曲。好事者多载酒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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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跟徐显是很好的朋友,王冕在路过吴中时见到了徐显。他跟徐显说,黄河将会倒流,天下也将大乱,所以他将躲入山中不问世事。由此可知,徐显跟王冕是不错的朋友,这种亲闻亲见的记载应该更为真实。

对于王冕南归的原因,在朱彝尊所撰的《王冕传》中另有说法:

……燕京贵人争求画,乃以一幅张壁间,题诗其上,语含讽刺,人欲执之。冕觉,乃亟归。谓友曰:“黄河北流,天下且大乱矣。”携妻孥隐会稽之九里山,号煮石山农,命其居曰“竹斋”,题其舟曰“浮萍轩”,自放鉴湖之曲。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窜,冕不为动。兵执之,与俱见大海。大海延问策,冕曰:“越人秉义,不可以犯;若为义,谁敢不服?若为非义,谁则非敌?”太祖闻其名,授以谘议参军,而冕死矣。

农家书屋

朱彝尊称当时京城里的贵人们纷纷向王冕求画,某次他将一张画挂在了墙上,上面题了一首语含讽刺的诗,这件事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机会,想要把王冕抓起来,王冕感觉到了处境不妙,立即起程回乡,隐居在了当地的九里山,自此号为“煮石山农”。后来朱元璋打下了婺州,又派胡大海去攻打绍兴,胡大海的部队布置在了九里山,山里的居民全都逃走了,王冕却留了下来。士兵们押着王冕去见胡大海,胡大海问他平定绍兴的计策,王冕对他晓以大义。再后来朱元璋听闻到王冕之名,于是给王冕封了个参谋,然而王冕还没有任职就去世了。

当代的荣耀

朱彝尊的记载比较详细,比如王冕是因在梅花图上题讽刺诗而逃回南方者,以及王冕对胡大海说的一段话。徐显所撰的《稗史集传》中却未点出胡大海之名:“岁已亥,君方昼卧,适外寇入,君大呼曰:‘我王元章也。’寇大惊,重其名,与君至天章寺。其大帅置君上坐,再拜请事。君曰:‘今四海鼎沸,尔不能进安生民,乃肆虏掠,灭亡无日矣!汝能为义,谁敢不服?汝为不义,谁则非敌!越人秉义,不可以犯,吾宁教汝与吾父兄子弟相杀贼乎?汝能听吾,即改过以从善,不能听,即速杀我。我不与若更言也。’大帅复再拜,终愿受教。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众为之具棺服敛之,葬山阴兰亭之侧,署曰‘王先生墓’云。”

展览布置得颇为用心

徐显在这里把朱元璋的部队称为寇,这些强盗冲入王冕家时,王冕报出了自己的大名,没想到这些强盗竟然听说过王冕的大名,于是带着王冕去见大帅。写到这里,徐显仍然未点出大帅的姓名,只记录了王冕是如何劝这位大帅要行仁义之师,在徐显的记载中,转天王冕就得了病,几天之后就去世了,于是这些人把王冕葬在了山阴兰亭的旁边,墓碑上仅刻“王先生墓”这几个字。按照古人的习惯,若死者曾做过官员必然会刻上他的头衔,而此墓碑却并无官衔,说明王冕并未被朱元璋封官。

然而,宋濂的《王冕传》中却说过这样一段话:“未几,汝颖兵起,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谘议参军。一夕,以病死。冕状貌魁伟,美须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试以死,君子惜之。”

家族相册

宋濂明确地称王冕是先被授以谘议参军之职,而后才得病去世。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王冕去世后的墓碑上却没有写上这个官衔呢?而关于王冕是如何去世的,所有的资料都语焉不详,他的死因真可谓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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