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原文翻译(读通鉴论原文赏析)

隋炀帝大业十年,朝廷下令第三次远征高句丽,百姓终于忍无可忍,尽皆起兵造反,致使天下大乱。此时翟让在东郡起兵,四处掳掠,亡命之徒李密仗剑谒军门,对翟让陈说天下形势,认为“当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隋朝的精锐部队尽皆丧命于辽东,北边的突厥也正虎视眈眈,已是危急存亡之秋了;隋炀帝却仍委弃京都,巡游扬、越,可见他早已放弃中原,打算像南朝那样偏安于江南;此时正是“刘、项奋起之会”,应把握时机,“席卷二京,诛暴灭虐”,取隋朝而代之;不应像流贼那样,仅仅满足于抄掠。

翟让听后,对李密深加敬慕,引为谋主。在与隋将张须陀的交战中,翟让初战告败,而李密却能通过设伏反击,扭转局势,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大业十三年春,李密与翟让引数千精兵袭破洛仓,并且开仓恣人所取,得到了百姓的拥护,有众数十万。于是翟让推李密为魏公,废除隋朝的年号,设立行军元帅魏公府。此时的李渊仍为隋朝卖命,残酷的镇压起义军;直到半年之后,李渊父子才于晋阳起兵,反叛隋朝。在时间上,李密占得了先机。

李密的第一个致命失误:强攻东都

早在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叛乱之时,李密就劝他“经城勿攻,西入长安”,必获成功。可惜杨玄感执意要攻打东都洛阳,错过了袭击关中的时机,最终被隋朝官军赶上并屠杀,遭到覆灭。

到了大业十三年,当李密成为魏公、手握兵权之时,他却重蹈杨玄感的覆辙,选择强攻洛阳,而不是绕道奔袭关中。对此,柴孝和感到不解,他劝李密让裴仁基留守回洛、令翟让扼住洛口,然后再由李密亲率精锐部队“西袭长安,百姓孰不郊迎,必当有征无战”。于战略意义来说,长安地险民富,是隋朝的政治中心;而洛阳虽然富庶,但处于四战之地,不宜用来做根据地。因此,柴孝和不忘警告说:“今英雄竞起,实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脐何及!

对此,李密表达了自己的苦衷,他说:“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乃上策。但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是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雄雌。若然者,殆将败矣!”认为有三大要害,导致他不能实行这条险计:

  • 第一,隋炀帝虽然移驾江都,但隋朝的势力依然非常强大。炀帝在关中布下重兵,自己也带领大批精锐驻扎在江南。倘若李密绕开洛阳不打,而是西进长安,那么就会有被前后夹击的危险——李密不相信攻长安可以“有征无战”;
  • 第二,李密的部队都是山东之人,妻儿子女都在东方。如果不先攻下洛阳,那么引兵西进之后,难保子女不被东都之兵杀害。所以人人瞻前顾后,不肯同心;
  • 第三,李密的部下大多是群盗,裴仁基是隋朝降将,翟让是盗贼出身,原本就是宿敌。李密留此二人镇守后方,有发生内讧的隐患。

基于这些理由,李密认为强攻东都是唯一的万全之策;但他忘记了,这也是最难实现的一步。能短时间内攻下东都,则万事大吉,一旦迁延日久,自己就会陷入被东都与江都夹攻的困境。所以李密接连发动大小六十余战,连柴孝和都战死了,结果相持百日之久,仍未攻破东都,遭遇了与杨玄感相似的命运。其实,李密虽碍于形势,不能亲自领兵西取长安,但他或许可以折中一下,在自己留攻东都之时,可命一员大将引兵西进,尝试攻打长安。

李密的第二个致命失误:忌杀翟让

与李密的犹豫不同,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后立即西图长安。当部队遭遇暴雨,迁延不进时,李世民大声说:“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重申了欲取天下,先取隋都的战略目标。在推进的过程中,唐军沿路得到百姓的欢迎,群盗也尽皆响应,“三辅吏民及诸豪猾诣军门请自效者日以千计,扶老携幼,满于麾下”,于是隋恭帝下令发掘李渊的五代祖坟,但还是无法阻止唐军攻破长安。

李渊于大业十三年五月起兵,八月遇雨,十一月攻拔京城。次年五月,废隋恭帝,建立唐朝,起兵到立国仅一年而已。

反之,李密的行动则过于迟缓了,他虽然进位魏公,但始终未正尊号,致使人心不一。翟让的兄长翟宽甚至说:“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李密知道后,对翟让很疑惧,在酒宴上诛杀了他。这件事极大地损害了李密的威望,逐渐失去诸将的信任。之后李密屡破王世充,修金墉城居之,有众三十余万。“东至海、岱,南至江、淮郡县,莫不遣使归密。窦建德、朱粲、杨士林、孟海公、徐圆朗、卢祖尚、周法明等并随使通表于密劝进,于是密下官属咸劝密即尊号。”然而,李密却说了一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话——“东都未平,不可议此。

李密原本是翟让的部下,之后被翟让推为魏公,彼此份位模糊,他早应称尊号,以便明君臣之分,使百姓知有所属;但李密的含糊不清,最终酿成了与翟让之间权斗的惨祸。当他铲除翟让的势力之后,更应该尽早称帝。可是李密十分固执,非得等到攻下东都才考虑做皇帝,反而使部下离心离德。

李密的第三代失误:称臣于隋唐

大业十四年,宇文化及在江都勒死隋炀帝,之后引兵北上夹击李密。为了避免腹背受敌的困境,李密竟然向东都称臣,接受隋朝的官职,“卑辞以报谢”,约定“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这一致命的错误导致李密人心尽失,群众基础瞬间崩塌。

李密作为反隋第一人,他带头杀死隋朝的官吏,打开仓库来救济饥民,被视为反抗独夫暴政的大英雄。结果他却忽然向隋朝称臣、接受招安,令百姓大失所望——原来魏公起兵只是为了谋得一官半职,而非为民为国。

当李密初起之时,他令祖俊彦历数隋炀帝的十大罪恶,比之于秦二世,欲“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可是当宇文化及引兵而来时,李密却忽然站在隋朝的立场,指责他“世受隋恩,反行弑逆”,言行前后自相矛盾。他原先游说翟让“席卷二京,诛暴灭虐,则隋氏之不足亡也”;结果又反过来想要“入朝辅政”,完全丢弃了自己的原则。这么大的立场转变,使得部下与百姓都无所适从。自从李密称臣于东都之后,他的败亡就已经开始了。

李密本以为称臣是权宜之计,结果待他耗尽精锐击退宇文化及之后;王世充于东都发动政变,趁机出兵讨伐李密,一举击败了这个宿敌。

在惨败于王世充之后,李密本可以奔走黎阳,依仗徐世绩的兵马来谋求东山再起。然而诸将皆不欲从,认为徐世绩的忠诚度很可疑;于是李密又提议入关投靠李渊,众人皆欣然领命。可见李密已经失去了人心,众人都不认为他还能东山再起,反而力劝他去投靠李渊。于是李密又称臣于唐朝,这就代表着他已经向李唐认输了。谁知李密又不安分,想要逃归山东,继续割据,最终被李唐杀害。

丧失原则是李密败亡的原因

《旧唐书·李密传》评论说:“始则称首举兵,终乃甘心为降虏,其为计也,不亦危乎!”玩弄没有原则的权谋诡计,这是李密最终败亡的原因。为了利益,他可以从八柱国的子孙转变为大隋反贼;也可以从义军盟主堕落为可耻的投降派。这种没有原则的行事作风,导致李密不断的损坏自己的群众基础,最终被天下人所抛弃。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越王侗,密之所欲执之于咸阳者也,而北面称臣,受其爵命;则诸将视之如犬豕,而知其不足有为,尚谁为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隋朝知道李密称臣是撒谎,李密也知道自己是在撒谎,诸将也都知道李密在撒谎,但李密为了避免腹背受敌,还是撒了这个谎。但他不知道,此谎一出,便是人心尽失,受到天下人的鄙夷;那些坚决反抗隋朝统治的人都抛弃了李密,“知其不足有为”,进而纷纷投靠李唐。

因此,王夫之批评李密“念起念灭,而莫知所据,匹夫无志”。《周易》里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没有坚定的原则,做事反复无常,言行不一的人,最终只会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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