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 李商隐的诗，词句华美，深入挖掘心灵世界，散发出深情绵邈、深婉哀感、朦胧隐约的气息。一千多年来，为之痴迷者众。同时，也由于其寄兴深微，索解无端，李商隐很多作品也成为千古不解的诗谜。连大学者梁启超都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地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
即使像《夜雨寄北》这样通俗易懂、格调清新的诗，至今难以确知这首诗到底是寄给谁的：妻子王晏悦，还是所谓的女冠宋华阳、情人、柳枝、幕主姬妾？还是好友令狐绹、温庭筠、杜牧？近一千二百年来，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也正因为这份纯粹，这份深隐，李商隐的作品超越了自身所处时空的限制，拥有了更广阔更长远的生命力。赏读李商隐，理解李商隐，试图走近他的内心世界，也吸引历代文人、学者去努力。1000多年来，李商隐的文集、诗集，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解读，得到跨越时空的无数知音，成为另外一种格外丰富的文学世界。宋代出现了模仿李商隐诗的西昆体，影响极大。清代对李商隐诗的评价无以复加，由最具普及性的诗选本《唐诗三百首》，所选七律四十九首，杜甫一人占九首，其次是李商隐八首，可以见出李商隐诗的可读性及其流传程度。到了当代，作为非常耐嚼的李商隐诗歌，依然在给读者输送精神营养，成为一种文化的源头活水。
作家王军从中学时期开始热爱古诗，对李白、杜甫、李煜、苏轼、李商隐、纳兰性德等人的诗歌世界，甚为痴迷。作为诗谜的李商隐其人其文，更是他平时格外会琢磨、体会的重点对象：历史上真实的李商隐到底是什么样子？他的心灵世界到底有多么宽广深邃？他的诗文中藏着多少不为人道的无题秘密？2021年春天，王军的长篇历史散文《李商隐》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将自己多年来研读李商隐诗作的心得，努力探寻李商隐丰富心理及其所处的时代精神脉搏的轨迹，用20万字记录下来。他合理详实地解读了李商隐重要诗歌文章的写作时间、具体的写作缘由、当时的人事纷扰、晚唐的时代氛围及其诗歌文章所包含的典故、内蕴。全书分五个层面从生活、亲情、政治、信仰、精神寄托等逐步深入，抽丝剥茧，写出李商隐的人生底色，写出诗词文章对一个人安心立命的无用之用，有助于读者走出李商隐诗的迷宫，更接近那个历史真实中的李商隐。
得巴山蜀水之助，留下近百首诗作
成就了中国诗歌史上又一座高峰
一个人生活的环境，走过的地方，见过的山川风物，都会深深影响到其存在。对于诗人，更是如此。李商隐原籍河南沁阳，其祖父李甫迁居郑州荥阳，遂为荥阳人。在李商隐的一生中，曾两次入川，总共5年。在李商隐走上诗坛之前，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韩愈、李贺等称誉诗坛，形成了盛唐、中唐两次诗歌创作的高峰。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文坛，崛起了唐诗创作里程上的第三座高峰。在王军看来，李商隐这种成就，跟他在四川生活过5年，得到巴山蜀水的滋养分不开。
李商隐第一次入川是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 ，当时他随郑亚到桂林，郑亚降职，他北返途中路过游三峡，自6月至8月。只有两个月。三年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李商隐应柳仲郢的聘请入幕。这一次是他真正与四川发生密切的联系。柳仲郢是大书法家柳公权的侄子，刚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州治在梓州（今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柳仲郢先赴梓州，他嘱咐李商隐安顿家事以后即赶去上任。李商隐一路西行至大散关，然后沿嘉陵江顺流而下至利州（今广元）。离开利州，李商隐越剑阁，再向西南行，顺涪江东南下，抵达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当时，东川节度使管辖梓、绵、剑、普、荣、遂、合、渝、泸等州。根据王军的考证，“柳仲郢待李商隐很好。当时节度使的年薪是三十万钱，而柳仲郢给李商隐的薪酬却是三十五万钱。柳仲郢本来安排李商隐担任幕府记室，因李来迟，改判上军。次年，李商隐又兼代记室。后来，柳仲郢又为李商隐奏请了检校工部郎中的宪衔，这是从五品上阶，虽是荣誉称号，却也是李商隐一生最高的职务。”
在梓州，李商隐也写了不少诗作。其中包括《辛未七夕》《壬申七夕》《壬申闰秋题赠乌鹊》《银河吹笙》《七夕》《西溪》《夜饮》《写意》，其中不少是对自己亡妻、家乡的思念之情。李商隐到东川一个月左右，到西川节度使驻益州（今成都）出差。在成都期间，李商隐游武侯祠，作了《武侯庙古柏》。王军发现，李商隐在四川的时候，用“寄”字特别多。比如，“离情堪底寄？”（《寄裴衡》），再比如《西南行寄相送者》《梓州罢吟寄同舍》《行至金牛驿寄兴元渤海尚书》等。
在四川期间，李商隐因思念子女，请假回过一次长安。在回京路上，彻夜难眠，在天色将晓未晓之际，作了《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李商隐44岁。十一月，柳仲郢内调为吏部侍郎。李商隐也结束了5年的东川节度使幕府生涯，随柳仲郢回京。
李商隐在四川留下了近百首诗作。在王军看来，这些诗歌在创作技巧达上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创作了许多艺术已臻最高境界的诗作，“这也使他获得了暂时的精神安宁、解脱和自由。李商隐得巴山蜀水之助，凭一己之力，终于带动、成就了中国诗歌史上又一座高峰。”
《夜雨寄北》的倒叙手法
比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早了一千多年
李商隐虽然生活在唐代，但他的艺术手法却极为“现代”。“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在《夜雨寄北》这首诗里，李商隐采用了从未来角度回忆过去的倒叙手法，让人想到“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而且比《百年孤独》早了一千多年。
这种现代性，在李商隐另外一首诗《天涯》中也有所体现。“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王军认为，这与西方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王尔德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李商隐现代手法已经达到了象征主义诗派渴望的境界。《夜莺与玫瑰》里的痴心男生，因没有玫瑰向心爱的姑娘表白而怅然若失，花园中的夜莺听到了他的心声，用自己的鲜血染出一朵最鲜红的玫瑰，帮助男生赢得了爱情。这和李商隐将生命精神注入咏物诗，诗中皆有自己的身世和影子，皆有自己的精神和生命，何其相似！”
李商隐粉丝众多，关于他的传记也很多。王军《李商隐》也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在结构上，全书分七章47节，李商隐活了47岁，取一弦一柱思华年之意。对重点诗歌作品均附上了现代白话翻译，这种整齐、押韵的语言风格在已面世李商隐传记中是独一无二的。书中还动用了散文、诗歌、小说等多种文体的写作手法，很有可读性。比如书中写李商隐在旅途中，“官船渐行渐远，笙歌不闻，扬州灯火逸出了视线。船头挂了灯，丝雨飘灯，春水拍岸。差役来船头喊李商隐进去避雨，李商隐仿佛没有听见。这雨声像极了巴山夜雨。那是他在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府的时候，经常夜间听雨。巴蜀之地秋季多雨，持续时间长且缠绵。在某些地区甚至一年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雨，而且百分之七十的雨都是在夜间下的。”
王军对红楼梦有深入的研读。在《李商隐》中也可以看到他将自己的红学观点，融入到对李商隐的理解中。在《红楼梦》中，当听到要把大观园湖里的残荷拔掉时，黛玉说：“我最不喜李商隐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枯荷听雨声’”。王军认为，“黛玉的心思，与李商隐是内在相通的，她不肯揭露自己隐秘的心绪。荷已枯，又遭雨打，易引发伤感。黛玉寄人篱下，李商隐二十年做幕僚。他俩绝不违反原则，屈就依附别人，这一点 ‘真’是相通的。”
“诗成了李商隐生命的拯救，诗成了他的生存方式”
李商隐的诗歌之纯粹，之脱俗，也带着处于某个历史时代夹缝里的李商隐，飞跃了时空限制。可以说，李商隐的作品堪称古代社会真正的纯文学。但是这并不代表，李商隐的诗歌里没有体现出他所处时代的影子。
李商隐生活的晚唐时期，处在宦官擅权的时代。但他却猛烈抨击宦官，甚至直接讽刺皇帝，毫无顾忌。在当时藩镇割据的时代，在20年幕府生涯里，李商隐始终面临着忠诚与背叛的歧路。王军说，“李商隐终其一生恰逢牛李党争，却因不偏不倚，得到双重误解。他的时代，笼罩着晚唐四十年的牛李党争。这一点和苏轼很相似，不管是王安石的新党，还是司马光的旧党，苏东坡都不附和，不站在任何一党那边，只以是非曲直本身为依据。”
李商隐的父亲为他取名“商隐”，是希望他像商山四皓一样功成身隐，李商隐却屡屡以唐朝宗室自居，渴望进入朝廷中枢，希望扭转乾坤之后再归隐扁舟。他少年即有才名，年轻气盛，耿介清高，参加进士考试不按时俗行卷、请托，一直考了十年。
诗歌是世界的反射物。在李商隐身上，积淀着整整一个时代的雨雪风霜。不可能跟笔下的诗句毫无关系。仔细剖析了李商隐的周遭世界，王军也感悟到，“李商隐将生命精神注入咏物诗，诗中皆有自己的身世和影子，皆有自己的精神和生命。李商隐的每一首诗里都有自己的影子。“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嫦娥是他，蝉依然是他。诗人的迷宫，与他的时代是分不开的，李商隐的诗深情绵邈，无题难解，具有超前的现代性和象征手法，却以最恰当的文学艺术形式反映出晚唐江河日下黄昏渐近风雨飘摇的时代精神。”
纵然世事曲折，但诗成了李商隐生命的拯救，诗成了他的生存方式。“他的诗表现一种迷失，可是永远也追求不到。炉火纯青的诗歌创作，使他获得暂时的精神安宁、解脱和自由。诗歌无法满足人的口腹之欲，但却可以为个体的人和整个人类提供安心立命之所。他的时代没有给他的，他在诗文里得到了，并且到今天依然鲜活。”王军说。
对话王军：
从李商隐身上获得启发
诗可以是生命的自我拯救，寻找到立命根基和智慧力量
（王军，男，汉族，山东莒南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副主任，雅安市委常委、副市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心：从到》《〈九死一生记〉校注》《高语罕传》《高语罕年谱》等。 ）
封面新闻：近些年，作家解读传统文化人物的优秀作品，并不少。比如哈金写的《李白传》，张炜写的苏东坡《斑斓志》，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等。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军：你提到作家解读传统文化人物的优秀作品这个现象，我注意到了。文化的延续就像信号的传递，接收信号再把它放大，并把失真的部分校正，再一站一站地传递下去。这正是所谓的薪火后传。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最动人的精神底色，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传统文化人物的优秀作品一旦诞生，也就是它的终结之日——我是指“完成”意义上的终结。总是不断地有会心的人来阅读、回忆、唤醒，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作家。优秀作品的解读，说到底不过是求“会心”而已。在此意义上，优秀作品并非完成于传统文化人物，而是完成于读者的参与，完成于作家解读优秀作品的意义的建构。
封面新闻：你对李商隐这个人物应该是情有独钟。你最早读到李商隐的诗，是什么时候？当时是什么感觉？阅读李商隐，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王军：古人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我最早读李商隐诗，也包括其他古代诗人的诗，是在中学时期。古诗里那种兴发感动的力量，使我发自内心地沉迷低徊，自己也试着作旧体诗。我在青年时期喜欢的诗人，是李白、杜甫、李煜、苏轼、李商隐、纳兰性德等。及至年岁稍长，更喜欢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头的诗，比如《诗经》。我曾写过一本《诗心：从诗经到红楼梦》，其中收有李商隐的《春雨》，当然也收了其他诗人如屈原、陶潜等很多诗作。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随着阅历增添、阅世渐深，不断融入人生况味，再去体验、再去反刍，对古人会平添一份理解和同情。
封面新闻：李洱说，李商隐的道路就是中国文人险峻的道路，李商隐的命运就是中国文人隐秘的命运。你认同他的说法吗？你是如何理解他这个观点的？
王军：我认同李洱的说法。每一个真正的中国文人身上，可以说都有这个特点，而李商隐更加典型、更加集中。李商隐其实一生都在“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中徘徊。宇宙存在万有引力，地球亦有离心力和向心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体现出诗人内心的道德与情感的张力。中国传统文化，正如诗经所谓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仪”，最好地体现出这样一种张力。从《诗经》开始，中国文人的传统就是体现着这种张力结构的中庸文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从孔子、孟子、司马迁直至李商隐、王安石等，理想抱负相同、遭遇相似，他们是精神上的知己。其品格、德行、操守形成了一个历史传统，给后人留下了一种光照。
封面新闻：李商隐的艺术能拥有超越自身时代的特性，您认为这是为什么？这跟他的天赋或者独特的性格有关？
王军：所有划时代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这就是迟到的理解。由于对人类及其命运的洞察和揭示带有超前性，所以难以为大众所理解和认同，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孤独和寂寞的处境。李商隐以诗人的敏感察觉出唐朝的春天一去不返，中兴无望，诗作反映出一种江河日下、黄昏渐近的时代精神。他清醒地看到，唐朝在有“小太宗”之称的宣宗治理之下，不过是夕阳余晖，迟早也会消失在历史潮流之中：“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的诗作赋予晚唐时代精神一种最恰当的文体表现形式。在李商隐身上，积淀着整整一个时代的雨雪风霜。
封面新闻：在《李商隐》里能看到你关于他的爱情、友情、亲情、仕途，以及精神世界进行了全方面的介绍、解读，对于读者更进一步理解这位谜语一样的人物，帮助很大。经过这么多的努力，写了这么多赏析的文字，你觉得自己对李商隐的理解有怎样的丰富、提升？
王军：读李商隐诗，就如同剥洋葱，层层去尽葱皮，依然不见葱心。但李商隐诗本身有源头活水。这就是《诗经》。《诗经》，古称“诗”或“诗三百”，是先民生活过的乡间田野上的百草千花，有声音、有色彩、有生活、有感情、有思想、有精神，有真的生命。读李商隐诗，亦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诗是生命的自我拯救，是一种生存方式，可以从中寻找立命根基和精神皈依，从传统中寻找应对的力量和智慧。这次写作有这样一个收获：历来说李商隐滥情是最大的误解，而他对爱情的忠贞几乎是同时代人难以比肩的。东川节度使柳仲郢见李商隐中年丧妻，十分同情。当时，幕府中有一位容貌秀丽、技艺一流的歌舞乐伎张懿仙，柳仲郢有意撮合，准备赐予李商隐，帮助料理生活起居。但是，李商隐感念亡妻，婉言谢绝了柳仲郢的好意。当时，幕府中一般都有营妓。入幕文士如温庭筠、段成式、杜牧、赵嘏等人与妓女接触频繁，唐宋人笔记中有不少关于他们与妓女密切交往的记载。可是却找不到李商隐与妓女的交往。李商隐说自己在文章中曾有过一些关于美女的描述，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并不是一个风流随性之人：“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上河东公启》）这也是李商隐一切情诗的最佳注脚。李商隐对待爱情的专一态度，不在多少而仅在有无，只要有一人做到就足够了，因为它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只有人才面临着两可性，即在一生中都不可能逃避究竟是拯救还是沉沦的抉择。这是人所特有的处境。这方面，李商隐为我们刻画了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
封面新闻：在《李商隐》中，有很多场景细节、历史风俗、社会风俗的描写。这种细节的来源，肯定需要阅读很多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你平时的积累，还做了哪些相关的阅读准备？
王军：写作这本书，是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学习和致敬。当前李商隐研究资料非常丰富，很好获得。此外我还查阅了大量相关历史资料。比如关于印刷术的传播、造纸术的发展，可以帮助了解李商隐年幼抄书养家的背景。了解当时的薪俸制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李商隐为何屡屡搬家。为了更好了解李商隐入蜀，去读了《华阳国志》《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
封面新闻：《李商隐》里得一些细节是不是也会有合理的艺术虚构？
王军：这本书基本是非虚构的，也符合它的定位“文化散文”。除了开篇和结尾，极微小的部分是合理虚构，其他多有所据。本书创作的态度，与我创作《高语罕传》并无二致。杜甫说：“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本书可说是一件百衲衣，针线材料大都从李商隐旧著拾掇而来，绝不敢穿凿附会反失其真。其中穿针引线，筑路搭桥，偶有不能接榫处，方借助其他史料，至于手艺工拙，在所弗计。